主權之爭更是歷史詮釋權之爭

　　堅持獨島、釣魚島乃日本領土的日本扶桑社新版歷史教科書，據韓國官員透露已于4月1日被日本文部省通過(4月2日《新京報》)。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日本頻繁挑起與曾經的受害者之間的領土爭端，令人意外。

　　在韓日兩國因日本島根縣議會通過“竹島日”條例案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泳的一番話，值得回味：“日本最近的一系列舉動使我們對它希望與其東北亞鄰國和平共處的意向感到懷疑。這不只是領土主權的問題，這樣的舉動等于是否認韓國獲得解放的歷史，并證明日本過去侵占韓國是正當的。”一語點破了韓日領土爭端的玄機。在領土問題之外，我們不難聽見歷史話語的刀劍碰撞之聲。其實，這也未必不是中日領土爭端的深層機理。

　　直至今天，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總體來說仍支支吾吾，竭力回避戰爭責任，拒絕對侵略史做出認真反省；而這種傾向近些年變本加厲。

　　日本國內不少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此深懷憂慮。據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研究，戰后以來，日本在對以往戰爭的認識上，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嬗變過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對外戰爭具有“解放與霸權”雙重性質的戰爭觀開始出現。

　　這種觀念認為，日本近代以來對待周圍國家，本來是本著“亞洲主義”而謀求協作與聯合，但結果卻陰差陽錯走向了要確立對亞洲的霸權。這種觀念比起另外一種認為“戰爭最終促成了亞洲國家的獨立”來，似乎還顯得“進步”一些，在后一種觀念中，日本不僅沒有爭霸權之動機，也未曾有爭霸權之實，有的只是“解放”亞洲各國。

　　1996年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所編撰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就露骨地宣稱是日本的對外戰爭，趕走了歐洲殖民者，“解放”了亞洲。

　　“解放”亞洲史觀有其歷史淵源。自1868年經歷明治維新，率先在亞洲進入“現代世界”、與歐洲列強平起平坐后，日本認為自己是亞洲的優等生，有權代表亞洲與西方世界對話和“提攜”亞洲“共榮”。

　　這一史觀的結果之一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在“解放亞洲”名義之下實現帝國利益。然而，這在戰后為許多日本人“諱疾忌言”。“亞洲解放者”的幻象今天仍盤旋在一些日本人的思想深處。

　　日本首相小泉不久前決定，不參加定于今年5月在莫斯科舉辦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慶典，無疑正是對那場戰爭的通行史觀的抵制，隱藏于心底的不外乎是不想對那場戰爭做出反省。

　　《新歷史教科書》在原有基礎上更進一步全面美化日本侵略戰爭，否認曾經侵略中韓等國和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并宣稱中日歷次戰爭責任都在中國。日本選擇在今年激化與鄰國的領土主權之爭，不能不讓人認為也是有意為之。

　　在全世界都在慶祝那場戰爭勝利之際，日本所表達的實際是對那場戰爭主流史觀的否定。與周圍國家的這些領土問題，本身就是二戰的一個結果。明治維新后，日本或者巧取豪奪，或者赤祼祼侵略，占領中國臺灣、琉球王國和朝鮮半島，據有南庫頁島等，這些領土當時在“高尚”的“道德”名義下劃入了日本地理范圍；只是在二戰后，才被迫從口中吐出了這些“美食”。但是，日本精英右翼階層一直心有不甘，當下對這些領土的主權要求，不能不說隱隱包含了對60年前日本“美好時光”的晦澀記憶。

　　一切斗爭最后都是歷史詮釋權的斗爭。這句話雖然有些絕對，但并非不是實情。

　　日本堅持將侵略史改造為“解放亞洲”史，是為過去占領他國領土的正當性開路；而在領土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又是對其歷史觀的具體實踐。在硬性的主權之爭之后，是靜寂無聲的歷史觀角逐。日本在與鄰國領土問題上的態度所展現的，仍是“文明優等生的日本”與“落后的亞洲”之歷史對立。對亞洲歷史的不同闡述，從眼前來說妨礙了島嶼主權問題在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合理對待與解決，從長遠來說，也使人們對東北亞世界的未來，打上了一個問號。

　　□程亞文(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