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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檸(廣州)
啊，是河南人
近幾年來，在群眾對群眾的摧毀性攻擊中，河南人群被中國人群逮個正著。我讀了一些為河南人辯護的文章，有一本叫《河南人惹誰了》的書，近12萬字的篇幅，寫得正氣凜然
，但效果遠不如一個關于河南人的小段子。那些辯護的聲音，就像獎勵的掌聲一樣，刺激著段子作者的靈感，激起了講述者和傾聽者的欲望。
群眾就是一群散漫的狩獵者，只有發現了獵物的時候才會糾集在一起。他們合伙猛地撲向獵物，目的是為了分享獵物。河南人(或者蘇北人、猶太人)的精神近乎崩潰的時刻，正是狩獵者準備分享獵物——道德肥肉和皮毛——的時刻。所有的群眾都在分享語言獵槍捕獲的道德果實。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勝利的假象，獵物(河南人，蘇北人、猶太人)本質上是根本不會被群眾摧毀的，被摧毀的恰恰是那些跑得最快的、進攻得最猛烈的獵人。他們被群眾重重壓在底下而窒息身亡。于是，群眾中的一部分就首先成了獵物，也就是成了“河南人”，“河南人”就在他們身上復活了。這就是群眾摧毀群眾的社會心理學悖論。
群眾假定自己是一個有共同朋友和敵人、共同好惡和趣味的社會整體，“道德烏托邦”就是這個群眾整體的假定邊界。遺憾的是，“群眾整體”并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他們無法靠自己來證明自身，他們唯一的“證題法”就是“合并同類項”，將另一個群體驅逐出假定的道德烏托邦的邊界，將他們放逐出境，從而使自己假想的邊界透明無比，社會學稱之為“去道德化”，也就是否定另一群人的道德主體角色。非道德主體(他們)，就是道德主體(咱們)的共同敵人。在這里，“污名法”(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作為微觀社會學中的權力較量和攻擊手段，就成了群眾的戰略，通過語言(輿論)傳播，將非道德標記貼在另類人群的額頭上，就像海斯特白蘭胸前的紅字一樣。
群眾的修辭術
如果這些標簽的性質不夠穩固，也就是標簽的形式和內容不能恒久對稱的話，“污名法”就跟謠言十分接近。為了讓謠言變成真理，群眾必須將另類人變成永恒的“非道德主體”，也就是將一小群人鎖定在一個固定的“去道德化”的世界之中。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道德集中營”般的世界并不存在，或者說它的邊界搖曳不定。唯一能夠形成恒久“去道德化”世界的，只有語言，也就是符號世界。因此，編織語言符號邊界的修辭術，就成了群眾的戰術，這個戰術威力無比，所向披靡。
《圣經》將法利賽人去道德化(唯利是圖)，西方人將東方人去道德化(嗓門兒大，不講環保)，中國人將河南人去道德化(詐騙術)，上海人將蘇北人去道德化(職業和身份歧視)，都得益于括號中那一個又一個故事和講述時的修辭術。在一場沒有被告的訴訟中，他們，河南人、蘇北人、猶太人……就這樣成了一個沒有原告的罪人。
修辭術就是群眾的戰術，就像“污名法”是群眾的戰略一樣。修辭術的本意原本是雄辯術，它十分講究理性的邏輯推理，只是后來才墮落為純粹的講述技巧或者一種虛構的敘事。通過虛構敘事文本的符號結構，我們突然接近了一個我們并未接觸過的、被典型化和“妖魔化”特殊的客體(河南人、蘇北人等)。對河南人、蘇北人等的虛構敘事，目的不在于反映真實的現實，而是要將一種殘缺的現實，融進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中，從而達到虛構作為“扭曲整體”的河南人的閱讀效果。最典型的就是那個關于河南人的“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千萬不要相信河南人！”的呼喊聲，猶如炸藥包的爆炸聲一樣，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腦子里。
在道德審判的現場
在這里，敘事形式本身就變成了內容，借助于歷史故事本身的穩固結構，達到了比炸藥爆炸還要令人震驚的現場效果。故事的講述和傾聽現場，仿佛成了一個道德審判的現場，莫名其妙地將河南人群釘上了道德的十字架。這種虛構敘事的威力，這種現代修辭術的技巧，靠以劉震云、“馬說”等河南精英的雄辯術，永遠也無法化解。因為故事的講述者，已經從根本上修改了歷史故事的基因，一個新的“轉基因故事原型”已然成型。我們這些被“轉基因食品”養育出來的龐大群眾，就認這個。
對河南人、蘇北人、猶太人的虛構敘事文本或者修辭術(其中包含了諸多隱形的、殘酷的話語暴力和地域歧視)，就是通過語言的敘述，“囚禁”了一兩個更小的群體，并在想象性的符號生產和消費(講故事、聽故事)中，將自己這個更大的群體輕而易舉地“解放”了，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終于成功地驅逐了一個群體(河南人、蘇北人等)，就剩“咱們”自己了。毫無疑問，無論通過什么形式的“暴力”，都永遠也不能接近“解放”的目標，他們將被自己的同類勒死。因為“解放”就是消除距離的結集，而撕咬就是群眾的本質。
幾乎就在河南人遭到攻擊的同時，一名河南患者，揚言要到大城市里去向眾人“噴射毒針”。我們還同時聽到了諸多來自中原腹地的，跟來自其他地區一樣令人驚奇的消息。我們發現，從外部攻擊一個群體，不但不能使這個群體消亡，反而使他們更加強大和穩固。他們會采用各種保護措施，比如模仿別的群體、尋求欺騙的合法性(一種新的雄辯術)等等，讓自己和自己的特征得以保存，并同心協力要抹去“集體污名”。
包括河南人在內的所有遭到攻擊的群體，在一種帶有道德歧視色彩的故事面前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首先就是認可攻擊者假定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同時也認可自身的道德劣勢。因此，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辯解，意思是說，我們也不喜歡你們說的那種“河南人”或者“蘇北人”，但我們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河南人”或者“蘇北人”。我們就是你們，我們是一樣的人，我們也是群眾。
相反，在驅逐異類之后顯得貌似純潔的群眾，已經感到百無聊賴，也感到焦慮不安。這種焦慮來自一種新的瓦解、新的驅逐、新的分類。他們也開始患上了河南人、蘇北人、猶太人一樣的地方病。他們最終被分裂為無數個小的群體。與此同時，“河南人”被迫偽裝成大群眾認可的那種群體的成員。北京人和上海人越來越像河南人和蘇北人；河南人和蘇北人也越來越像北京人和上海人。在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中，群眾又重新融合在一起了。可見，群眾摧毀群眾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摧殘，實際上就是語言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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