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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臥云
政治流行語的不斷變化，可能會使人們思維模糊。不要忘記，只有建立了限制權力的體制，一個良好社會才是可以預期的。中共中央在定義和諧社會的時候突出強調了民主法治的作用。
我們已習慣用“民主政體”一詞來表述民主立憲政體。民主與立憲的結合，使民主對權力構成了約束，同時也使憲法對民主構成了約束。民主如果不是在限制權力的意義上運行的話，它的價值就十分有限。
“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民主是作為一種反抗的學說傳播的，民主作為建設性力量進入實踐階段還是近年來的事情，自由選舉為基層政治改革注入了新的元素，在行政村開展的選舉活動，作為民主在中國積極推進的亮點受到關注。人們期待通過民主選舉使那些能真心真意為民辦事的人走上領導崗位，解決當前各種難題，如權力監督的問題，用人腐敗的問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問題。
但實際情況不如人意，某些選舉產生的干部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奉公守法和對選民負責。“村官”的經濟犯罪現象已十分突出，他們采取雁過拔毛的方式，從上級政府下撥的資金如扶貧款、退耕還林補助款中，從農民的集資款、提留款、農稅款中，占一點貪一點。而在城郊農村，村干部在征用土地過程中的貪污腐敗極為驚人，他們身為村民代表卻出賣村民的利益，同上級權力部門和開發商合謀簽訂低價征地合同，從中獲取大筆銀子。顯然，“選民”對他們的“帶頭人”幾乎不存在制約。在權力不受限制或很少受到限制的時候，是否實行民主都不重要，因為民主不過意味著，通過投票決定由哪些人來濫用權力和享用權力的巨大收益，而過去他們通常是被上司指定的那些人。
個別強有力的、有改革意識的地方官員在其轄區內強制性地推行民主，既備受關注，又引來廣泛爭議。這種得到批準的民主是不會有生命力的，它甚至不能被稱為民主，因為它始終處在權力控制之下，它不適用于民主的推動者，它的到來不是由于權力得到了限制，恰好是由于權力更加強大和集中。用一個更強的權力去限制許多個較小的權力，即使他推行的是我們仰慕已久的民主，也不能令人欣喜。
筆者毫不懷疑民主的價值，但只有推動民主的權力同樣受到法律與民主原則的約束，民主才有希望。
歷史上，憲政不是從民主中誕生的，民主倒是從憲政中誕生的。1215年，英國《大憲章》確立了習慣和法律必須在國王之上的原則，在以后歲月里，在反抗王權的斗爭中，它一再被重申，被運用，法律得以在這個國家最終牢固地占據了上風。英國的法治精神后又跨越大西洋，在新生的美國扎根，開花，結果。
今天中國政治改革不斷增大的壓力，相當一部分來自權力精英的放縱。關于官員腐敗，從現象上看，是由于以權謀私，從實質上看，則是由于權力不受限制。
只看到現象的人們會認為，要認真面對的政治問題就是消除以權謀私，使權力服務社會，為民造福；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就是限制它不要偏離為民服務的正確方向。看到實質的人們則會以為，限制權力是把權力限制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哪怕出于公共利益，它也必須要有明確的邊界，政府的根本任務就是執行法律。
一個權力至上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個人微不足道的社會。對權力的限制，是使它從領導位置上后退，回到依法行政的位置上，是使它從造福社會的職能上后退，回到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上去。這或許會使社會失去一些由“正確領導”所帶來的益處，但也肯定免受了瞎指揮和肆意妄為造成的破壞。
法治政府的理想與人民主權的理想表達了人類在政治上的不同追求,前者所追求的是約束統治者,它只承認置于法律之下的統治，真正進行統治的是普遍原則，而不是統治者個人；后者更加雄心勃勃,它的目標是由人民接管國家的統治權，并給國家權力提供了正義的哲學基礎。兩種理想在實踐中融合，產生了現代民主政府。民主的終極價值在于，通過自由選舉，公眾有機會用選舉的和平方式撤換統治者，使國家權力處在大眾的控制之下。民主是法治的最終保障。
但實現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不是民主，而是在沒有邊界的權力面前設置邊界，逼它進入法律軌道。在第一步還沒有邁出時，在權力還強大無比、沒有學會寬容時，就指望一舉占領改革制高點，吹響沖鋒的號角，使民主功成名就，不但會希望落空，而且造成無謂犧牲，這也是歷史上民主運動的命運。
改革的全部復雜性和艱巨性就在于這樣一個事實，轉變人治制度還得依靠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在人治體制下掌權的人，這使轉型改革成功帶有很大偶然性。成功的轉型不但要求改革者對名譽的追求甚于對權力的追求，堅持法治甚于堅持一己之利，而且要求他具有推動改革的杰出才智，同樣重要的是，歷史及時地把他推到改革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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