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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茂文
媒體近日報道，去年年底，清華美院著名教授陳丹青向院方與校方正式遞交了辭職報告。他坦承：“我之請辭，非關待遇問題，而是至今不能認同現行人文藝術教育體制……我深知，這一決定出于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愿適應�！�
陳丹青說：“只要出現‘量化’、‘管理’、‘科學’、‘科研’等等辭令，我就不會填寫類似的表格，這類辭令與人文藝術及其相關教育無涉，在這些辭令構成的話語文本中，我們無法辨認人文藝術的規律與本質，因此，我不要進入這一‘話語圈套’�！�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國的學術領域開始沾染上日益濃厚的行政色彩，學術行政化逐漸深入到高校的各個學科中，就連非功利、非程序性的藝術學科也未能幸免。
學術行政化表現得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學術評價的行政化。在各種名目繁多的評優、評先、評職、評估與考核中，單位主要依據的是教師和科研機構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數量，這種只看外表，不看內容，只看載體的行政級別，不看作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的評價標準，深深傷害了學術本身。
這種評價體系也導致了一些藝術表面繁榮背后的隱患：藝術在學術論文數量的增加中退步。在這種體制之下培養出來的藝術家只能是“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
由學術行政化衍生的另一怪胎是人文藝術類研究生和博士生招生考試的異化。27年前，陳丹青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究生時，以外語零分、專業高分被錄取。他在外語考卷上寫下“我是知青，沒有上過學，不懂外語”。
而現在，無數的藝術青年面對的是中國式考試制度的殘酷：幾乎是外語決定一切。因為外語不及格，陳丹青帶的第一爐“博士生”被“作廢”了；因為外語關卡，陳丹青長達4年招不進一名碩士生。
學術行政化還有一個表現是學術團體的行政化。行政化的表現之一就是學術研究會或科研活動的帶頭人，往往由一定級別的領導擔任。如果這位領導干部本身在科研和學術上并不出眾，那就很難期望能出什么好成績；而反過來高水平的學術、科研人才參與行政工作，則又會成為對其學術和科研的掣肘。有“中國試管牛之父”美稱的廣西大學教授盧克煥就坦言，在擔任副校長的職務后，自己最盼望的就是能夠盡快卸去行政工作，將精力投放到科學研究當中。
由此可見，要防止中國藝術被學術行政化侵蝕的命運，要讓陳丹青那樣的藝術家能安心工作，只能是讓學術行政化早日退出教育和研究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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