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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有一天，扁鵲見了蔡桓公，對他說：“主公有病，病在皮膚，要是不及時治療，病就會厲害起來。” 蔡桓公挺一挺胸脯，使勁地彎了彎胳膊，說：“我沒有病。” 他送出了扁鵲，對左右說：“當醫(yī)生的就愿意給沒病的人看病，想用這個辦法顯示自已的本領。”過了五天，扁鵲見了蔡桓公，說：“主公有病，病在血脈，要是不醫(yī)治，病準會嚴重起來的。” 蔡桓公不理，而且很不高興，扁鵲又走了。又過了五天，扁鵲再次特地來看蔡桓公，說：“主公的病已發(fā)展到腸胃，再不治就危險了。” 蔡桓公很不高
興，干脆不搭理他。又過了五天，扁鵲再來看蔡桓公，看了幾眼，轉身就跑。蔡桓公叫人去問他，他說：“一個人生了病，病在皮膚、血脈、腸胃的時候，都有辦法治，但是病到骨髓就難治了。現在，主公的病進了骨髓，沒法兒治了。”五天以后，蔡桓公病倒了。他趕緊派人去找扁鵲，可那兒也找不到他。蔡桓公躺了幾天就死了。
蔡桓公拒醫(yī)而死，這是非常可悲的。那么，蔡桓公為什么一再拒絕扁鵲的治療呢？有人說，這是由于蔡桓公“諱疾忌醫(yī)”之故，即隱瞞疾病，不愿治療。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原因有三：一是蔡桓公是“醫(yī)盲”，不懂一點醫(yī)療知識；二是蔡桓公不尊重醫(yī)生；三是蔡桓公與扁鵲的地位不平等， 同不同意治療的權力掌握在蔡桓公手上，扁鵲拿蔡桓公沒有辦法。假如蔡桓公知道自已患病在身，假如蔡桓公尊重醫(yī)生、對醫(yī)生的話言聽計從，假如同不同意治療的權力不掌握在蔡桓公手上，那么,蔡桓公會拒醫(yī)嗎？能拒醫(yī)嗎？又能病入膏肓地死去嗎？所以說，“醫(yī)盲”、“不信任醫(yī)生”、“患者與醫(yī)生之間地位不平等”是蔡桓公的“三個死穴”。
從蔡桓公的“三個死穴”，我想到了那些由于腐敗而鋃鐺入獄、甚至被槍決的官員。官員為什么置黨紀國法于不顧而大搞腐敗呢？原因與蔡桓公的“三個死穴”殊途同歸 ：一是法盲，不懂得法律知識。如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芳仁成為階下囚后長嘆自已是法盲，這樣反思說：“如果有下輩子的話，我一定選擇學法律，去從事法律工作。” 二是不尊重法律，視法律為兒戲。如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被判處死刑的四川樂山市原副市長李玉書，在獄中竟然還對民警囂張地說：“法律算個屁！你相信不相信權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賭，我半年內就出去，什么事都沒有！”三是拒絕監(jiān)督，監(jiān)督者(人民群眾)與被監(jiān)督者(官員)的地位不平等，接不接受監(jiān)督的權力掌握在官員的手上。如河北原省委書記程維高不但不接受郭光允的監(jiān)督，還將他打進監(jiān)獄。如果劉芳仁、李玉書、程維高之流懂得法律、敬畏法律、接受監(jiān)督，那么，他們會腐敗嗎？能腐敗嗎？又能腐敗到駭人聽聞的程度嗎？
無論是生理上的病，還是思想上的“病”，如果不及時醫(yī)治，結果都是死路一條。這道理并不深奧。然而，在活生生的世界，就有那么一些人，如蔡桓公、劉芳仁、李玉書、程維高等人，就是在“病情”還可以救藥時偏偏不“救藥”。怎么辦？藥方有三：一是進行教育，使之知道預防“疾病”，一旦染“疴”也能自知。二是增強“威懾”之力。病人不信任醫(yī)生，也許與醫(yī)生之醫(yī)德醫(yī)術有關，不尊重法律，絕對與法律的施行不力有關。所以，要使官員們敬畏法律，就要以憲法和法律為圭臬，讓公正執(zhí)法之劍懸在所有公民頭上，讓其每個細胞都感受到其“威懾”。三是讓“同意不同意醫(yī)治的權力”掌握在“醫(yī)生”手上，——于權力監(jiān)督而言，人民群眾可以這樣理直氣壯地警告官員：“你不接受我的監(jiān)督，我就馬上拿掉你頭上的‘烏紗帽’！”果如此，官員身上的“三個死穴”就可去矣，使之蛻變墮落的機率就少之又少矣！
不必諱言，在我們不少官員身上還存在著“不懂法律”、“不尊重法律”、“拒絕監(jiān)督”的“三個死穴”。時下，全黨正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我想一切要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公仆們，一切執(zhí)愛祖國、執(zhí)愛人民、志存高遠、追求幸福的公仆們，何不乘此東風切中這害國害民害已的“三個死穴”？
(稿源：紅網)
(作者：王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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