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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代都很難完全消除和避免歧視性現象。但是，像深圳某派出所扯出“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的大橫幅的做法(3月31日《新京報》)，還是讓筆者震驚：犯罪分子的地域身份被荒唐地符號化，就像一些美國電影中常常把某個唐人街、韓國城看做犯罪的淵藪一樣，河南人包括河南話等地方特征成為被質疑的對象。這種顯然是出于自我保護而做出的獨斷性、傷害性的判斷，反映了流動社會時代部分城市人面對弱勢外來群體的非理性心態。
地域性歧視源于流動社會的逐步形成，城市人前所未有地與來自其他地區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的沖突和隔膜，是地域性歧視現象不可避免的根源。這種意識稍不控制，就會出現侵害受歧視者權利的現象：從公交車上的對方言的蔑視，到商店打出不賣某地貨的牌子，招工單位聲稱不要某地人，以致如今這家派出所扯出的這種橫幅，都是其“合乎邏輯”的發展。這不僅會使曾發出“河南人惹誰了”的疑問的河南人遭受傷害，在其他城市和地區，遭受過類似傷害的還有江西籍、湖南籍、東北籍等地區的人們。如今，公民間的地域歧視，已經成為一種必須重視的普遍文化心理。
然而，很難說投向河南人的懷疑目光中，有多少來自受害于河南人的親身體驗。而隨著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被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所覆蓋，普通人特別容易喪失自主思考的判斷能力。媒體對流動人口犯罪個案的報道，常常成為民眾判斷身邊人的心理基礎，并被夸大化和擴大化，從而輕易把某個群體符號化、標簽化對待。可怕的是，擁有這種簡單思維的人并不少。
城市人并非缺乏同情心。但當弱勢群體不再是遙遠的或街頭的施舍對象，而是闖入自己的生活，甚至影響自己利益的對象時，能否以平等的心態和獨立判斷能力對待他們，才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我們的素質是否達到了現代公民的水平。假如做不到這些，那么，城市人與外來者之間的精神裂痕將永遠無法彌合。這不但是我們社會的恥辱，更重要的是，它還會像一把雙刃劍，使歧視者與被歧視者都受到傷害。
李萬剛(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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