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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200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農民王衡申報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術”獲得了國家技術發(fā)明獎二等獎，他成為第一個獲得國家科技大獎的農民。其發(fā)明已在國內1180項工程中得到應用，至少為國家節(jié)約資金11億元。(3月30日《新京報》)
總共20項二等獎中，王衡創(chuàng)造了兩個單項紀錄：農民身份、小學文化，以及單干獨挑，沒有參與合作成員。一個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憑借自己的執(zhí)著和吃苦耐勞，愣是
在一無專業(yè)技術、二無實驗儀器設備的情況下，通過多年的摸索、打拼，摘取了國家科技獎二等獎的一個桂冠，他為國家、為社會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比準全國勞模姚明的貢獻孰大孰小？假如不是王衡這次獲獎，假如不是他是個農民，能聲名大噪嗎？正因為這樣，小學文化農民獲得國家科技獎才更值得深思。
深思之一：職業(yè)身份歧視等先入之見應該消除。農民搞科技發(fā)明，通常被視作不務正業(yè)。別的不說，近年來媒體披露的農民造飛機報道，冷嘲熱諷的居多，支持者少。為什么？先入之見導致絕大多數人對文化知識不高的農民搞科研，持一種悲觀論。悲觀導致反對，不把農民排斥出科研領域，好像就玷污了這個領域似的。雖然像王衡這樣的成功例子非常少見，但是，王衡的成功，證明職業(yè)身份歧視是科研的大敵。我們缺少的是科學的土壤，科學土壤不止分布在城市，不止存在于科研機構里，農村的這種土壤雖然迄今依然相當貧瘠，但并不一定意味著貧瘠的科學土壤中結不出國家科技獎這樣的碩果。
深思之二：對惟職稱、文憑是問的科研等級制度是一個諷刺。每年科研機構、高校、大型企業(yè)都在申報科研課題。申報的條件之一就是職稱和文憑。讓筆者感觸最深的是，年初筆者為申報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因為不具有高級職稱，必須找兩個正高以上職稱的專家推薦，害得我跑了省外兩個城市，去拜訪夠推薦資格的專家。王衡在搞發(fā)明創(chuàng)造時，如果申報的是國家自然基金項目，一個小學文化的農民，有資格染指嗎？發(fā)明成功后，如果不是專家推薦，他可能參加國家科技獎的評選嗎？
深思之三：科研經費能否從國家撥款變成國家貸款。王衡為從事發(fā)明創(chuàng)造，賣過家里僅有的5斤香油，餓著肚子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克服了資金、技術的嚴重匱乏，最終用自己的成果為國家節(jié)約了11億元的資金。然而，縱觀時下國家資助的科研基金項目，一些人將國家撥發(fā)的經費當成了發(fā)財致富的捷徑，先套取到經費再說。和王衡這個窮光蛋發(fā)明家相比，真?zhèn)�天壤之別。問題是，沒有科研經費的人搞出了大發(fā)明，而相當一部分占有經費的人卻建樹不多。假如把科研經費的方式從撥款改成無息貸款，國家有限的科研經費說不定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直接經濟效益。
王衡今天的成功，再次驗證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科研人員的創(chuàng)新激情的調動，不能僅僅靠優(yōu)厚的物質待遇來刺激。
(稿源：紅網)
(作者：劉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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