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評論員郭振清
法治社會條件下，人們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公益優先于私益”。為了保障并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對公民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作出適度的限制和克減。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必須對媒體的批評意見加以適度容忍的法理所在
3月23日央視《新聞調查》節目報道了一起前不久結束的媒體被訴侵權案。被告某雜志社根據群眾上訪情況和派記者調查，報道披露了廣州市某公司在實施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員工被迫下崗等問題，而被起訴侵犯了報道對象的名譽權。經過長達一年多的艱難訴訟，終獲法院支持，迎來了不構成侵權的勝訴結果。負責審理此案的審判長在接受采訪時說：盡管媒體在報道中有些具體數字及表述與事實有出入，但因為有“可以合理相信為事實的消息來源支撐”，而不是道聽途說或是捏造的，就獲得了法律所賦予的關于事實方面的豁免權，就不構成報道失實。他認為，這個社會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這個社會進步就有多大。
顯然，在當前新聞媒體被告“成風”的形勢下，這樣的判決連同這樣的司法解釋說明，無疑具有十分突出的意義。
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新聞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廣大公民的法制觀念也越來越強，他們學會了用法律方式維護自己的名譽權等合法權益。這些變化，使得一些地方的“新聞官司”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擺在了我們面前：應當如何看待媒體批評，看待新聞輿論監督？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就呼吁，要多管齊下，為新聞監督鼓勁。比如，新華社報道說，有的委員認為：一些部門和地方對待新聞監督，不是一觸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動用各種關系、千方百計來“擺平”。而“擺平”不成的，常常就會“找茬”將記者和傳媒告上法庭。對此，有的傳媒學者甚至提出了“當前新聞監督和反新聞監督的斗爭日趨激烈”的觀點。
對公民而言，新聞輿論監督本質上是人民群眾通過媒體，對政府部門以及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違規行為所進行的監督，是公民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的一種重要形式。倘若記者在新聞采訪報道中的正當權利無法保障，甚至動輒被置于“吃官司”和“逢訟必輸”的尷尬境地，那么，社會公眾的權利保障就無從談起。
法治社會條件下，人們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公益優先于私益”。為了保障并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對公民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作出適度的限制和克減。在代表并實際行使著社會公眾知情權和輿論監督權的新聞媒體面前，即便是公民隱私權、名譽權這樣重要的權利也不能例外。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必須對媒體的批評意見加以適度容忍的法理所在。據此，在上述案件的判決書中，法院對衡量新聞媒體評論是否公正的標準還作出了這樣的解釋：衡量新聞機構的評論是否公正，應當從其評論的對象是否與社會公共利益有關、評論依據的事實是否真實存在、評論是否出于誠意來考量。那種動輒抵制壓制媒體曝光報道，甚至為“封殺媒體話語權”不惜濫用訴訟權利的態度和做法是錯誤的。
新聞輿論監督是正義的捍衛者，是丑惡的揭露者，是法治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眼睛”。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擴大“新聞輿論對政府及其部門的監督”。這既表明了黨和政府對新聞輿論監督工作的高度重視，也同樣是在提醒和告誡相關部門：對待新聞媒體的正確批評意見，不但要“重視”，更要多一些寬容，多一些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