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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到《中國藝術報》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作者對媒體報道書法家劉炳森逝世力度不夠表示不滿，并指責媒體喜歡爆炒演藝明星而冷落具有重大新聞價值的文化人。這個指責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我又以為不必對此現象過分憤憤不平。因為演藝明星是公眾人物，知名度高，不要說他們自殺棄世，就是他們的一顰一笑都是娛記們捕捉的對象。
文化人如劉炳森先生可能已經足夠幸運了，“告別室前可以說水泄不通，來自全國
各地和國外的挽聯，掛滿了告別室前的空地和樹林”。作者只是不滿于劉先生去世當日，北京媒體竟然“全無動靜”，第二天才“陸續有些反應”，而且“到劉先生追悼會止，很少有媒體拿出一個整版的篇幅來給予報道”。
我想，這個要求可能有點高了。須知有些專家學者，他們的身后可能更為寂寞，知道他們的人更少。先師譚其驤先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他主編的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上世紀社會科學戰線兩大成果之一，也是復旦大學送給來訪外國首腦的禮物。但當他在1992年逝世時，他所在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要求某報刊登訃告時，卻被告知登訃告可以，但要交錢。這個故事聽起來更讓人難過吧？時間過去了十多年，這種現象依然存在，也更甚于從前。社會上宣傳的多是賺錢就是成功，出名就是成就。
干什么最容易賺錢與出名？恐怕就是演藝人士。一首歌，一部電影，收入可觀不說，還可一舉成名，何樂而不為？于是多少人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整天圍著中戲與北影轉，圍著電影制片廠或其他演出機構轉，制造了一批所謂“北漂”人群。退一步，不能當演藝人士者，也多想在美術、音樂等領域嶄露頭角，所以藝術院校今春招生簡直是空前火爆，七取一，甚至十取一的比例都不足以擋住熱血沸騰的報名者。山東一藝術院校光報名費就收了600多萬元，這種情況不比報道文化人的不力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嗎？盡管報名者中也許有不少不是沖著今后的名利而來的，但能說人人都是準備為了藝術而獻身的嗎？
所以，今天應當感慨的主要還不在媒體報道的偏差，而在于社會意識的錯位。什么時候我們不再將成功人士專指為賺得滿盆滿缽的人，什么時候青年就會將崇拜的對象轉移到對社會最有貢獻的人身上。但是還有一點要注意，即使到了那個時候，專家學者的知名度也還是趕不上公眾人物，你要選擇當學者，就只能耐住寂寞。而且收入雖然可能不差，但也絕不會成為富人。
□周振鶴(復旦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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