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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
科羅拉多大學教授沃特·丘吉爾對“9·11”事件的評論驚世駭俗，引起大學里有關學術自由的爭議。不管是否認同他的評論，各地大學的教師學生幾乎一邊倒地抗御來自政界和校園外的壓力，看上去好像是幫著這位他似的。偏偏這時候丘吉爾先生又出事了。
2月24日，CBS電視臺播出一條采訪丘吉爾的錄像。他曾畫過一張叫《冬襲》(WinterAttack)的圖畫，限量印刷150張，簽名出售，每張100美元。有一位買了一張掛在家里，可是后來偶然在知名藝術家托馬斯·梅爾斯的畫冊里發現，丘吉爾的這張畫是對梅爾斯一幅畫的鏡面臨摹，就是左右翻轉，放在鏡子里看幾乎一模一樣。
丘吉爾拒絕CBS的采訪，幾近肢體沖突，場面都被CBS攝制下來。丘吉爾知道媒體的厲害，幾分鐘后終于愿意答記者問。他說，當初他賣畫時講明是模仿，購買者忽視了這一點，“這不是我的責任”。可是，他沒能證明當初是如何“講明”的。版權專家說，即使他“講明”了，這樣的“鏡像臨摹”也違反版權法。這在美國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情。
科羅拉多大學為丘吉爾事件所受的壓力，主要來自州長和州議會。他們的壓力，其實反映了校園外民眾的壓力。州長和州議會都是民選的，他們對民意最敏感，最不愿意民眾誤以為自己和丘吉爾是一丘之貉。丘吉爾有終身教職的保護，如果沒有別的事，這次言論事件恐怕除了讓他在全國出名，不會有別的結果。可是現在出來個版權事件，事情就更復雜了。如果在平時，這樣的丑聞足夠讓他身敗名裂，可是如今版權丑聞緊跟著言論爭議，另一方可能反而有了顧慮，怕讓人以為是用版權問題來懲罰學術言論。
就在這尷尬時刻，3月7日，科羅拉多大學校長伊利莎白·霍夫曼女士公布了她給州大學校董會的辭職信。
58歲的霍夫曼女士是典型的“美國夢”追求者。她祖父是俄羅斯貴族，上世紀初來美國，全部家產在俄國大革命和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付之東流，因此，她父親只是木匠，母親是面包師，惟一還繼承著的家產就是對子女教育的極度重視。霍夫曼女士擁有四個學位，其中兩個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和加州技術學院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她讀書和擔任教職的大學，從北方的家鄉賓夕法尼亞州到最南方的佛羅里達州，再到西海岸的加州，又到了西北的懷俄明州，2000年接受了科羅拉多大學校長的職位。美國的大學教職和校長副校長職位，一旦空缺，通常要展開“全國搜索”，來覓取校外人才填補空缺，很少“自產自銷”，這是霍夫曼博士的事業線路有可能遍布美國版圖的原因。
霍夫曼女士在科羅拉多大學也是教授，也有終身教職的保護。但她首先是校長，是州大學校董會雇用的一位大學行政管理人員。
校長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籌集資金。她上任后和丈夫一起，給大學捐贈了十萬美元，接著又為學校籌集到了一筆2.5億美元的贈款，是全國州立大學獲得的最大一筆贈款。
科羅拉多大學和美國所有州立大學一樣，這幾年都面臨經費不足的困難。
這所大學前一陣爆發了校橄欖球隊的丑聞，校長受到管教不嚴的指責。現在她面對丘吉爾事件引出的來自校內外的雙重壓力。作為教授，她贊同學術自由；作為校長，她既要保護自己的教授和學生，又要對州大學校董會負責。她在公開講話中曾說了一句要警惕“新麥卡錫主義”，這一表態使她失去了州大學校董會里很多人對一個大學校長必要的支持。她夾在兩種壓力的當中，來自校內的壓力要她做個教授，來自校外的壓力要她做個校長。這兩種壓力，反向而行，有愈演愈烈之勢。
霍夫曼女士在辭職信里說，她發現越來越難以注重一些長遠重要的問題，因為內外壓力老是集中到她這里，所以“我決定把我的前途、職位，從臺面上拿走”，這樣大家就可以重新注意大學面臨的真正嚴重的困難，比如經費不足。霍夫曼女士的辭職，其實是把責任都攬了下來，企圖消解丘吉爾教授制造的沖突死結。這種死結，往往是代價很大，建設性很小的政治迷霧。左派過激，引起右派反彈；右派過激，引起左派反彈。看透這種分裂與過激反彈的害處，需要政治智慧；消解這種過激反彈，霍夫曼女士表現了她的勇氣。
在霍夫曼女士的辭職信里，她對州大學校董會說，她相信有一些重要的價值和原則對一所大學的前途是至關緊要的，她列舉了這些原則，把“尊重個人”和“護衛言論與學術自由”列為第一和第二。
作者：旅美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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