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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外務工，有各種各樣的風險，國人在海外遭綁架而遇難、在工棚里被沖鋒槍掃射而遇難、在咖啡館里吃東西時遇上“人體炸彈”、在宿舍樓里遭遇黑社會槍擊等不幸事件，都發生在號稱全球第一危險的伊拉克之外的地方，其他如勒索、疫病、毀約以及其他不測之禍，以及人生地不熟這類困難，都難以避免。但是，仍然有不少國人出去了——只要風險不是十分駭人。甚至還有一些人認為，越是別人不敢去的地方，自己就越有可能找到工作和商機。
敢于合理地冒險，不管這句話多么拗口，仍然是值得在國人中提倡的一種時代精神。
現在政府鼓勵國企和民企“走出去”，作為一般的勞動者也應當走出去，人多地少、勞動力過剩、就業緊張、內需有限的國情決定了中國人必須走出去。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0%強，而國際勞務輸出人數只占全球勞務輸出總人數的1%，這里面有很大潛力可挖。
我國的海外勞動者(含務工者和經商者)目前有300多萬，他們大多數是通過合法渠道出去的，去東南亞、歐洲、西伯利亞……他們為人多地少的家鄉和境況不佳的家庭排憂解難、反哺輸血，敢于接受生活的挑戰，說他們是平民英雄并不過分。但是，也確有一部分海外勞動者是通過非法渠道出去的，包括前不久在伊拉克遭綁架的7位來自福建的勞動者。我在《海外勞動者是我們時代的平民英雄》(1月23日《新京報》)一文中，可能把焦點過于放在這7個人上面了，結果就有了徐友漁老師給我指謬的《替弱者說話也不應違法》(2月10日《新京報》)。
“違法”主要針對行動，“說話”一般不會違法，替弱者說話當然更是多半不會違法。徐老師也是常為弱者說話的。我一直很敬仰徐老師的學識和為人，也能讀懂徐老師的意思——即便是弱者，也不能以弱者地位作為理由來違法，或以為是弱者就可以得到特權、豁免，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想，國人不會因為一句“海外勞動者是我們時代的平民英雄”，就大膽涉險無所顧忌。沒有人是想去海外做英雄的，他們只是想去賺錢養家、改變個人的境況。但海外勞動者這個群體確實體現了我們時代的精神，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和興盛的時候，大批的“企業戰士”也是哪里都去，包括一些危險的有戰亂或有疫病的國度，使得日本商品在全世界攻城拔寨，讓日本完成了一次“和平崛起”。
當然我還是要感謝徐老師的提醒，平民英雄和平民的英雄行為都應當在法律的界限之內。而我的本意，也沒有鼓勵非法出境打工的意思，如果有誤導他人涉險且犯法之嫌，我愿意在這里說聲對不起。這7位勞動者確實沒有遵守我國的法紀，也沒有遵守伊拉克的法紀(徐老師文章說他們是在從伊拉克“非法離境”的途中被綁架的)，但還是沒有到“罪有應得”的程度，該救人時還是要聚精會神地救人。
其實，這個非常糟糕的事件，不僅凸顯了公民個人的責任，也凸顯了我們政府的責任：不僅是事后大力營救，更應在事前大力防止。為什么這7個人不清楚伊拉克情況而涉險前往？結果讓政府——不，納稅人——花這么多“冤枉錢”？政府在這方面有哪些責任？為什么會有許多國人出國打工不找合法中介而去找黑中介？結果生命和財產權利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政府在這方面有哪些責任？
我們假定這7位勞動者不知道伊拉克正在打仗或十分危險。我們的電視、報紙天天都在宣傳這些內容，他們為什么像洞中人一樣？在出國打工成風的地方，政府無論如何應該加強這方面的信息服務。我們也可以假定他們其實知道伊拉克很危險，但執意要去，原因是去那里中介費比較低廉，再加上伊拉克重建是當今世界天字號的巨肥工程，對他們有吸引力。但是，政府有責任告知他們此行可能風險大得不能承受，去別的地方更合適。
其次，他們為什么要選擇黑中介，或不守法地溜出國門？原因可能有多種，如正式渠道比較貴而且慢，與這7位勞動者的經濟頭腦相悖；如正式中介太少，讓黑中介有更多機會招攬到客戶。
政府在改善這些狀況方面也應當負起責任來。
當然，不能因為政府在責任方面的疏漏，公民就有理由自己也不負責任，尤其是守法這一基本的責任。可是，這很難，當政府在責任方面有所疏漏的時候，許許多多的人選擇了通過非法途徑出國打工。公民在守法與不守法之間，是有一個選擇和計算的，或是信息不暢，或是渠道不通，或是守法的代價比較貴，等等。所以，我們在教育公民要守法的同時，更要強調政府負起責任—————創造條件讓公民選擇守法。
□莊禮偉(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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