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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道理
嘴力勞動者和個別的腦力勞動者其本身因為專業人士的定位，是可以給社會做出貢獻的，也可以保護好大家的利益。只是在不理想狀態下，一切變得很模糊
伍泰迪(北京瑞德公司品牌推廣總監)
先說一個笑話：深夜，蒙面搶匪在街上用槍指著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說：“快！把你的錢給我！” 那人勃然大怒，回答說：“你怎么可以這樣做？我是國會議員！”劫匪：“哦！ 那么，把我的錢還給我！”議員在西方跟律師一樣總是被民間調侃，沒事的時候大家不在嘴上糟蹋他們一頓仿佛不能表達他們對議員、律師的蔑視。
議員或者律師是完全不同的職業，之所以成為西方人痛恨的族群，我想也無非是一個理由：他們都是替別人來做事的，并且是要收費的。這本來也是再正常不過的，廚師還替人做飯，也收費，但廚師就沒有受到太多詬病，原因是廚師是有一門手藝的。而議員、律師之類替人做事基本上是靠嘴來完成的。古今中外，但凡依賴嘴皮子謀生的人都不招人厚待。所以他們受人非議也就順理成章了。
這個世界上通常把勞動分成兩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一般說來，體力勞動者是心里最踏實的，最具心理優勢。腦力勞動者雖然總是顯得更體面一些，但也要經常提心吊膽，有的原因是腦力勞動的技術含量不高，比如拍腦門決策這樣的活；有的是因為腦力勞動不像穿衣吃飯這樣的活具有必須性，比如我們歷史當中的某個時間段，所有腦力勞動者基本上要到干校這樣的地方做體力勞動才能被定義成合格的“人”，這個時候大家就痛恨自己沒有手藝，不如一個體力勞動者的勞動更有保障。在腦力勞動者之中，我認為還有一個特殊的類別，就是嘴力勞動者。
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一群耍嘴皮子的人，人太能講話顯然不招人喜歡，還要拿講話這個事來賺錢就更加讓人不恥。議員要替其代表的選民來代言，律師要替雇主講話來贏得利益，人類創造這些職業當然是合理的并且是必須的。
但事情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雖說這兩種職業都有善良的初衷，但把自己的事情交給別人做，并且這些人還要花自己的錢(不管是以納稅的形式還是以律師咨詢費的形式)，總是不放心的。“他能做好嗎？”“他是不是只為了多賺我的錢才搞得這么復雜？”“他是在替我辦事還是替錢辦事？”人總是不放心別人的，本來是避免自己麻煩，才交給專業人士解決的東西，最后反倒被這些人牽著鼻子走，這種事擱在誰頭上誰會開心？專業人士(有的時候他們也被稱為“專業人士”)就有這樣的魅力，結果這種職業越來越發展成像全民公敵的樣子，但大家還是離不開，麻煩也越來越多。
這麻煩有時候比想象的還要大。前幾日我看到一個消息很有意思：我們這里開“兩會”，有一位代表提出應該取消限制警察檢查身份證的前提條件。據說警察是不能隨意檢查公民身份證的，法律規定在四種情況下才可以檢查公民證件。(很奇怪的是，這個法律條文應該也有些時日了，但我看很少被人提及過，這樣的法律在我們這里是越少人知道越好)這位議員，不，這位代表說為了社會治安好轉，應該取消四個前提條件，警察可以在任何時候檢查身份證。他的這個提案引起敏感記者注意，他還接受了采訪，記者問，你的這個主張事先調查過群眾意見嗎？這個誠實的人回答說：沒有。
單單這句話就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他是人民代表，為什么不去問人民意見？他怎么可以這樣無視人民賦予他的代表資格？當然也有很多人說了另外一些真話，我這里就不轉述了，防止有人認為我心懷鬼胎。但我還是得說，人民代表的提案最好還是征求一下人民的意見，至少作為一個代表你應該知道你不是代表管理機關的，你是代表人民的。你當代表，庸庸碌碌一點也沒什么，但你也別想著法子去琢磨怎么給大家添堵啊。
從這個意義上說，嘴力勞動者和個別的腦力勞動者其本身因為專業人士的定位，是可以給社會作出貢獻的，也可以保護好大家的利益。我是說在理想狀態下。不理想的狀態下一切就變得很模糊，像這位代表，雖然在我們這里不叫議員，但多多少少從事的工作還是很近似的，我就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我在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就想起了那個劫匪：你把錢還我，我不要你代表我好不好？
當然在大多數時候我是不憤怒的，全世界人民都一樣具有阿Q精神，調侃一下一般也就過去了。對于沉默的大多數來說，一勞本神地工作生存，就算沒有代言人也不是一件天塌下來的大事。阿Q精神的好處是可以想象一個蒙面劫匪去奚落一下議員。恰好我還記得一個笑話說的也是這個事：
某人聽說施行某種手術可以使他得到一個新的腦子，他走進醫院，問醫生有些什么貨色貯存著。“這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師的腦子，每盎司500元。”“還有什么？”“這是一位律師的腦子，1000元一盎司。”“你們還有點什么嗎？”醫生們面面相覷，接著示意他走到一個遮蓋住的容器前面。他們輕輕地說：“這是議員的腦子，它每個盎司要25萬元。”“啊！為什么這么貴？”那人驚呼道。醫生們對他說：“首先，這個腦子幾乎沒有使用過；其次，你是否知道，得有多少個議員才能弄得到一盎司的腦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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