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窮人的經濟學 我們是否就能立刻建起理想國

　　——寫于兩會閉幕之后

　　□劉勇/文

　　3月14日兩會記者招待會上�煖乜偫硪�用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的名言：世界大多數是貧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么你就會懂得經濟學當中許多重要的原理。

　　2004年，也是兩會剛剛閉幕的三月，我在北京人濟山莊充滿小資情調的韓國料理店與一位青年才俊見面，外面春寒料峭，室內溫暖如夏。生于1976年的青年才俊迎頭拋給我一個尖銳的追問：改革中的腐敗是怎么開始的？在座的還有曾經采訪過遠華大案的前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

　　在這個尖銳的追問之下，2004年整整一年，社會中都隱伏著一股愈益激蕩的潛流。似乎在2004年，社會突然發現沒有道德底線的經濟增長釀成的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代價，于是，以“郎咸平事件”為突破口，一場貫通中國政經界、學界和社會的大辯論得到引爆。郎咸平以批判海爾、TCL、德隆等一度為標桿的改制國企和民企大企業，居然構成了一次全社會的聚焦民意，這真是對10年以來以“產權為路徑的改革”的一種質疑與顛覆，所謂“狼來了，郎也來了”。

　　剛剛閉幕的兩會上，和諧社會的正式提出，是否可以看作是對這場席卷全國的關于貧富差距、關于漸興漸濃的仇富心態而展開的一次正式答復呢。換句話說，如果那場以郎咸平富有想象力地關于中國企業家如何席卷社會財富的質問為發端，在2005年初春剛剛結束的人大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一次新的轉型呢？

　　事實上，貫穿于整個90年代的區域政府與市場交替爭奪“GDP制高點”的潮流，似乎也要退出這個舞臺了。我們甚至從已經越來越淡出媒體視野的長三角、珠三角之爭中感覺得到；我們亦從媒體不再數“代表委員的掌聲”、統計局長在兩會上直斥地方GDP飽含水分，從總理的“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中感覺得到。

　　每個人都可感知這種急速的變化，和諧社會為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角度。同時，亦很容易被視作中央政府面對改變的社會所作出的經濟戰略調整。比如說，昨天還在流行的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概念(長三角、珠三角、環勃海)被置換了——東部沿海，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東北振興。視角一變，便會發現，中國的發展，除去欣欣向榮的沿海、除了不斷擴張的城市群、除了日漸增長的“中國制造”的市場空間外，還有“窗口經濟”之外的廣大腹地，在“突然中產”之后，還有“三分之二”的期待“后富”起來的弱勢群體。

　　不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便沒了下文。上世紀90年代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在近日大聲疾呼，改革要讓大多數人受益。

　　中國的改革，每一個時期都有特定的受益者。誰是明確的受益者呢？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是個體工商人員和深圳特區的拓展者；而上世紀90年代，他們成為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而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那么今天呢？在新一輪改革中，社會亦清晰誰應該是明確的受益者。

　　“改革這個詞甚至帶有了某種意識形態色彩”，我私下認為，在過去10年對于改革的探討中，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與媒體陷入了“為改革而改革”的吶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隱藏的、更復雜的問題。

　　1997年，也是國有企業改革爭論最為熱烈的時刻，我曾在自己所在的媒體寫過這樣的字句──“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變賣國有企業的一切形式；但在2004年，這一切似乎變得有些困惑。是否我們當初的設想過于簡單？還有呢，前些年我們曾經熱烈地響應著“從經營企業”到“經營城市”的“升級轉換”，大約也是在2004年，你會突然發現，很多城市和企業已變成“陷落的城市”，就如同郎咸平筆下那些“陷落的國企”。這是件頗為令人尷尬的事情。而令媒體們同時發現的是，伴隨著市場力量的生長，權貴們的力量也同樣在增加，“在80年代，政府官員幾乎不擁有什么支配資源的能力，而現在他們的權力空前地膨脹了”。這是許多有識人士的憂慮所在，有些官員已與各色的市場力量結成了利益聯盟，他們可能成為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

　　我們對于今天改革的理解是否與改革之初的歲月的理解具有類似之處？即使我們可能也只是在字面上理解改革轉軌的必然性，卻仍可能面對轉軌難題而不知所措。

　　“中國70％的經濟專家與地方官員對于經濟發展的認識仍停留在90年代后期的水準”。事實上，在書齋中談論GDP，設想著90年代看上海、2000年看環渤海的經濟專家其想象力令人尊敬，卻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國社會的運轉之道。“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種變化”，作為一名10年前曾熱情地投入“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的爭論潮流中的過來者，我如今相信理解中國經濟的切入點，或許應該從社會的變革入手。

　　沒有人否認中國的公共空間在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長，價值也呈現日益的多元化。相對于80、90年代，今日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然而北京社會學者孫立平有一個更為形象也更為真切的比喻，他把今天的中國社會稱為“斷裂的社會”──不同的價值觀、傳統與現代彼此交織。

　　有人說，“不安全是‘有產者’最大的擔憂，但如果你為他提供政治預期的話，他們這種感覺的強烈程度超過了所有階層，因為他們是‘有產者’。”

　　但同樣的擔憂出現在“無產者”階層，他們也在擔憂有產者們改變中國社會生態。事實上，有產者仍生活在官僚機構的影響之下，他們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結成聯盟。

　　同樣的不安全感也出現在所謂的“中產階層群體”上，盡管大多數政治分析家相信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事實上，他們已經是重要的聲音了。”但我在多年的觀察之后卻仍然認為：“他們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個階層，卻沒有相對一致的價值觀。”

　　但是或許我們更樂于承認，這種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議題是人們形成一種公共溝通的方式，最終應該提供一個像集貿市場這樣可以公開叫賣的地方，為什么西方政治爭論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個叫賣的集貿市場。”而目前的各種聲音，往往是少量強勢群體的聲音，更令人悲哀的是，“財富成為人們考慮幾乎所有問題的標準”。而如果工具型價值變成目標型價值的話，這個社會是失衡的。

　　我們試圖詢問每一位交談者，2005年兩會是否在中國改革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改革的下一個突破口是什么？和諧社會的提出對于中國改革的影響到底有多么深刻……這些問題顯然都難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夠的定量分析。

　　當眼前的討論越發熱烈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回到一個更為深刻的反思：我們對于今天的和諧社會的理解是否與十五大之后中國社會普遍處于市場經濟下財富充分涌流的熱望相同？或者，即使我們在字面上理解效率優先之后，卻仍必須面對公平的難題而不知所措。同樣的，即使和諧社會的口號已深入人心，我們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個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國？

　　誰能回答這些問題？或許是天生偏愛“戲劇感”的媒體？盡管當下的媒體未必具備足夠的遠見，但勇氣與努力或許是中國新聞業最值得珍視的品質，對于未來而言，媒體更為重要的品質是“判斷力”，即在越來越復雜的環境中，如何作出準確的判斷，已成為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