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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文
“沒有啊！我去年的年收入，絕對沒有730萬，我的收入哪有那么高啊？”2005年3月，劉曉慶在得知自己憑借730萬的年收入登上《福布斯》排行榜后，拼命哭窮。
盡管劉曉慶一再聲稱：“我已經是徹底的窮人了，《福布斯》卻沒有事實根據，公
布這么一個根本就沒有的嚇人數字，這不是要我的命嘛！”一再說明，“我現在生活非常困難，妹妹、表姐一大家子人，跟著我過日子，一大家子人的水電費、物業費、房子按揭款，都靠我拍片掙錢來供”，但是還是擋不住記者的追問和公眾的好奇，畢竟《福布斯》中文版公布她個人的年收入是730萬元。讓筆者更感興趣的是劉曉慶的窮人觀。因為誰都知道，徹底的窮人意味著什么？如果劉曉慶是徹底的窮人，那其他的貧困群體該用什么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處境呢？不論《福布斯》中文版公布劉曉慶個人的年收入是否屬實，但是當劉曉慶堅持認為自己生活困難，“已經是徹底的窮人了”，筆者還是感到詫異，筆者以為，從劉曉慶所謂的窮人觀可以管窺我們這個時代的信任危機是如何產生的。
劉曉慶之所以用“已經是徹底的窮人了”來回擊公眾的疑問，就在于信任關系的缺失，而這種信任的缺失也是整個社會信任缺失的反映。任何社會都需要信任，現代社會同樣不會例外。但在一個“他人就是地獄”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生存情境中，信任是缺乏現實基礎的。同時，信任之所以匱乏，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文化認同感的缺失。由于絕對價值的被遮蔽，現代社會的信任不再訴諸信仰上的一致性，而是越來越訴諸契約，即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制度性均衡關系。但它在實質上已不具備信任的性質，只是在功能上可以部分地替代信任而維系社會整合而已。這正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也是其深刻的危機所在。
劉曉慶的窮人觀是社會整合度下降的表現。現代社會的對策是更多地將社會整合訴諸法律而非道德。由于現代社會的人類交往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傳統社會，信任危機對于現代社會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加強烈。信任的存在，首先意味著道德感的可靠，當然它客觀上起到了社會整合的作用。但它不是“由于”或“為了”社會整合的需要而產生的。否則的話，就將因對信任的功能主義的解釋而遮蔽信任的道德性質，從而凸顯其工具和手段的含義。現代社會的信任危機說到底不過是道德危機的一種表征而已。劉曉慶自認屬于徹底的窮人，就是把信任當做工具的表現，折射的是時代的信任危機。
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說：“沒有人們相互間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會本身將瓦解。幾乎沒有一種關系是完全建立在對他人的確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證據或親自觀察一樣，或更為強有力，幾乎一切關系都不能持久……現代生活在遠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他人的誠實信任之上。”劉曉慶的窮人觀啟示我們：公眾應該把信任建立在哪里？公眾之間還有信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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