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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兩會已經結束。盤點本次兩會，一個焦點就是教育不公問題。教育不公不僅引起了代表委員的強烈關注，而且一些“封疆大吏”也直接表達了對此的不滿和憂慮。比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兩位最高領導———區委書記曹伯純和區政府主席陸兵就直斥教育不公現象，后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不公，說到底就是教育布局、教育投資、教育師資力量調配
不合理所造成的。”把矛頭對準現行某些教育政策。
誠然，經濟落后會導致教育的有效供給不足，經濟、文化的不平衡發展也會導致巨大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貧富分化。面對這種歷史形成的教育發展差距，有關部門本應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調整來增進教育公平，縮小差距。但我們遺憾地看到，長期的教育政策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現實中的教育差距。
教育不公的表現首推“以城市為中心”。長期以來，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體制在一切公共資源分配方面都不遺余力地向城市傾斜，教育投入也毫無例外。以2002年為例，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只獲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
重點學校制度人為制造差距。這種把學校、學生分為不同等級，為了選拔少數“尖子”，而使多數兒童的利益受損、強烈競爭性的教育，是造成“應試教育”的重要基礎，也是學校亂收費的主要來源。基礎教育如此，高校也被人為地劃分為重點或非重點，不同級別的大學根本不能進行競爭，人才和師資向高級別的大學集中，地方性高校的發展普遍面臨人才和資金瓶頸。
高考錄取采取的是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各省區市的錄取定額并不是按照考生數量平均分配的，而是按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優先照顧城市考生的準則。可以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均，加劇了原本已經存在的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
與民營經濟一樣，中國民辦教育也是在龐大的公辦教育夾縫里生存的。但遠不如民營經濟幸運的是，民辦教育至今還處在夾縫里。長期以來，民辦學校沒有取得和公立學校平等的法律地位，不準民辦教育營利，限制產權和學位授予權，大大拖延了民辦教育的發展步伐。其實，中國是最富有民間辦學傳統的國家，民辦教育的落后，不僅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也使得一部分貧困家庭的子女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
再有，民工子女沒有平等受教育權。民工子弟進城上學，猶如他們的父輩進城打工一樣，處處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不能在就學所在地參加高考。
導致教育不公的原因還有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幾方面。從這些原因來看，背后似乎都飄蕩著一個“幽靈”，就是精英化取向。精英化在我國不僅反映在高等教育階段，也反映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階段。以高考為指針的考試體系和培養模式，使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參與選拔和競爭，重點學校制度更是體現了教育的精英主義取向，并為選拔和競爭性考試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教育的精英化取向與教育公平是根本對立的。
普遍認為，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平。教育部部長周濟今年2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已經談到教育不公，并承諾教育部將對農村家庭貧困的學生免除雜費、免除書本費，加大對高校貧困學生的扶持力度，解決教育亂收費問題。雖然這些措施對解決教育不公起不到太大作用，但政府能認識到這一問題是好事。當然，解決教育不公不是畢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因為在教育不公的背后，已形成一個龐大的獲利集團。但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準備，確保教育公平是關系國家戰略的大問題，因此，保障教育公平應成為各級政府的首要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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