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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關注高考公平系列評論
看過3月12日《新京報》上幾位校長談高考公平的言論，深受震動。不在其位者的言論常常流于理想、浪漫，而在位者因深知現狀的緣由和變革的難度，更趨于謹慎、保守。這很正常。后者為現狀辯護在我們的想象之內，一窩蜂地輕舉妄動不是成熟的批判者的愿望，爭論應該是行動的向導。但我想不到的是，面對“統一考試、同一分數線”的提議，他們的辯
詞竟然是“不可能絕對公平”、“沒有絕對衡量標準”。
照我的理解，他們的意思是，“同一分數線”是不應該追求的“絕對公平”。即使貫徹“統一分數線”，實質上的公平也確實是得不到的，因為考生們的學習條件相差懸殊。“絕對的衡量標準”也是沒有的，因為考試的效度是相對的，它不可能忠實地反映考生的能力。但這不應該成為忽視當前社會不公正的理由。果然，在將人們的改革要求視為追求“絕對公正”
后，在評價現狀時，他們干脆抹掉了這個問題。當記者問道：“您是否認為各地招生指標的差距存在不公平的現象？”一位前校長說：“我個人認為沒有什么公平與不公平。對于清華、北大、復旦這些國內頂尖高校來說，給一個省100個名額，給另一個省50個名額，哪個公正，這不好說，沒有一個絕對的衡量標準。”
為什么不好說呢？如果100個名額和50個名額中最低的分數相同和接近，就是公正，否則就是不公正。
難道因為沒有絕對公正的衡量標準，我們就不要“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這種相對公正嗎？我一直以為，對現狀的不公正是沒有大的異議的，關鍵是如何拿出更好的方案。校長們的言論告訴我們，大家在對事實的判斷上遠未達成一致。批判者們必須擺出堅硬而殘酷的事實。我以為最過硬的指標就是一個大學中各省最低錄取線的差距，比如差距是10分，或者40分。這個分差就是“公正度”，分差越小，公正度越高。各省考試的不同，為這一比較帶來了難度。我們應該在換算出各大學中的“公正度”后，再和校長們討論：是否公正，要不要改革。
幾位校長還犯了一些邏輯錯誤。一位說：“是不是把指標按照所有人口的比例來平均就叫作公平？”
而李文志等人提出的分明是“統一分數線”，是打碎地區“配額制”。還有一位校長說：“如果全國各地統一錄取分數線，那西藏的學生就沒有辦法讀北大了。”不錯，我們的“配額制”一方面照顧了優勢地區和群體，另一方面也照顧了類似西藏的弱勢地區。但是它更向哪一方面傾斜？大家反對的是哪一種傾向？
毫無疑問是它向強勢地區的傾斜。
我在拙作《信任論》中批判定額制后說：“但無論如何，定額制大多是偏向弱勢群體的……只有在中國當代高考中的定額制反其道行之，它公然照顧強勢群體———大城市中的考生。”難道錄取了一些少數民族學生，就改變了目前定額制的基本傾向了嗎？
我主張統一分數錄取線，堅決反對照顧發達地區的“配額制”，對照顧落后地區和群體的“配額制”也持謹慎態度。“配額制”有一個難于界定的問題。除了照顧少數民族，還有無數類型的弱勢群體，他們都需要照顧嗎？還有，一個落后省區的考生可以低分錄取，他畢業后未必回原籍效力，這是照顧了該地區還是他個人呢？
在國外，關于“配額制”有過激烈的爭論。西點軍校是白種人占主導的保守領地，但是最終遵循了適度照顧黑人考生的原則，因為美國軍隊中黑人較多，如果他們只能當士兵，不能當軍官，軍隊的凝聚力將蕩然無存；再比如，少數民族成員在遇到民族間的糾紛時，往往更信賴本民族的律師，如果不能幫助他們培養出自己的律師，將給社會生活帶來麻煩；中國明朝時也有過關于“配額制”的爭論。大學士楊士奇提出，抵御外敵是當時的要務，北方人不擅科舉，但長才大器，可以在最重要的政務上發揮作用。最終是每百名進士，南方55名，北方35名，云貴川10名。
借鑒古代和國外的經驗，我的認識是，分數線應該是主導，重點大學對本地區的照顧應當堅決抑制，至少限定在一個嚴格的指標內，其他類型(包括照顧弱勢群體)的“配額制”也必須有極其堅實的理由。
□鄭也夫(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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