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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農村基層調研中了解到，不少基層干部有一種茫然無措的心態：農村稅制改革以后，不知道自己該管什么，怎樣管？他們也關心今年的兩會，但主要關心的是兩會有什么“新精神”，以便按照“新精神”開展工作，而對春播在即的農民的緊迫需求卻知之甚少。
基層干部的眼睛要向上看，因為不往上看，就難以把握中央的宏觀政策精神；同時
更要向下看，應該切實了解農民的需求，從如何管住農民，向如何為農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轉變。
我國農村發展正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長期以來，我國鄉村治理體制均屬于“資源汲取型”，即治理體制服從和服務于向農村汲取資源，以農業哺育工業，以鄉村支持城市。在這一體制下，基層干部的工作習慣是向上看，根據“上面”的要求開展工作，重點是一個“管”字，主要工作內容就是催收催種，催糧催款。經過多年以來農民的貢獻，我國現在終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即以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帶動鄉村，國家實行“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正是在這一戰略轉變中，近年來，國家下大力氣減輕農民負擔，取消農業稅，使本來就屬于弱勢者的農民能卸去重負，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
但是，農村稅制改革僅僅是整個國家戰略轉變的第一步。稅制改革后，農村經濟發展還只是恢復性增長，農村發展的基礎還很不穩固，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還不強。特別是我國的農村正處在一個轉折時期。一方面，農村生產方式仍然是以農戶為基礎的小規模經營；另一方面，當今的一家一戶生產經營的農民與傳統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態下的農民有了很大差別，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與外部社會的依存度(即社會化程度)
愈來愈高。我將其歸納為“社會化的小生產”，它既不同于傳統的小農經濟，又不同于現代工業的大生產。
這種狀況將會長期存在，這就決定了我國“三農問題”
的解決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決定了要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社會化小生產”的現實出發，為農民建構“大服務”
的體系，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社會化需求。如產前、產中、產后的生產性社會服務，市場信息服務，打工者的信息服務和權益保障，水利、道路、教育、衛生等公共設施建設，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等。
在過去的一年，農村經濟發展形勢好，農民種田的積極性高，除了政策好，也與天時密切相關。用農民的話說，去年有“兩個青天”：一是“政策青天”，一是“自然青天”。在去年的大多數時候，降雨就像水龍頭一樣，需要水就下雨，不需要水天就睛。
但“自然青天”會年年這樣幫忙嗎？經歷了冬旱的農民正為此事而擔憂。
農村發展還有許多事可做，政府工作要適應國家戰略轉變，從習慣向上看、管農民，轉為向下看、為農民提供服務。這既是農民的需求，也是國家意志。當然，為農民提供服務也不是像以往一樣，將所有事務都由政府包下來，那樣又勢必走回頭路，最終還會增加農民負擔。提供“大服務”，最重要的是隨著農村稅制改革，根據農民的多樣化社會需求，建構多樣化多層次的服務網絡。厘清哪些事務應該由“官辦”，哪些事務可以“商辦官督”，哪些事務由“民辦公助”更好，在此基礎上轉變政府職能。
□徐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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