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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陳旭認為，城市存在大量流動人口，誘發犯罪高發，加強社會管理應該賦予警察隨時查驗公民身份證的權力。(3月10日《新京報》)
且不論陳代表的議案有多少合理性，僅從假定的角度，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一旦警察有權隨時檢查身份證，我們必將面臨一系列難題。
比如，是否需要重新立法，規定所有人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這一難題的另一個層面是，我們如何來保證所有人隨身攜帶身份證？如果忘記隨身攜帶或因其他原因遺失，是否意味著“三無人員”再次出現？
另外，隨著第二代居民身份證的推行，它已經成為公民社會保障號碼的載體，必將被加入個人誠信記錄等信息。那么，面對警察隨時可能的檢查，公民有理由擔心，自己的私密信息會不會被泄露？
顯然，能否解決這些難題，是在賦予警察隨時檢查身份證的權力前必須考慮的事情。否則，就可能對公民權利造成侵害。不可否認的是，在任何社會，公民權利與社會控制的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如果社會控制的目的是通過侵害公民權利來達成的，這樣的公共管理不可能是一種善治。
在美國，政府有權通過法律管理社會，但在個人沒有充足理由被認為是犯罪時，政府無權干涉個人自由。
政府甚至無權以管理社會為名頒發居民或公民身份證。
如此一來，在需要個人身份證件的場合，如在飛機場登機或購買武器等，惟一可用的證件便是個人的駕駛執照，因為駕照是惟一在警方登記的正式文件。
我國的居民身份證更大意義上是一種權利憑證，在公民權利與社會控制之間，應當對公民個人的自由權利保持足夠的敬畏。我們應該意識到，任何一種公權的行使，必須止步于公民權利之前。這是公權行使以及公共管理合法存在的前提與基礎。
□楊耕身(湖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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