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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新京報》昨天社論《居民身份證更是公民“權利證”》，我對社論觀點基本贊成；此外，我認為有必要進行補充。
允許警察隨時查驗身份證，認為有利于社會秩序管理，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即面對社會形態變遷，民眾應該適應和方便警察管理，而不是警察適應新的形勢改變管理方式，因此，警察需要行使這項權力，民眾需要配合警察，以方便警察進行管理。
應該說，社會秩序確實是民眾和警察協作生產的過程，沒有兩者的協作生產，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不過，這種協作生產是基于自愿合作，而非以一方強制另一方為前提，否則就背離了“協作性”。其實，市場自由交易必然決定了社會的流動性，城市流動性人口是現代城市化的一種常態，與傳統社會的靜態形成鮮明對比，面對社會變遷，警察應該尋找新的管理方式適應社會發展，而不是削足適履。
允許警察隨時查驗身份證，認為不行使這項權力就會削弱社會管理職能，是基于這樣假設，即警察查驗身份證是社會管理的惟一有效方式，兩者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因此，面臨著社會良好秩序和公民權利的損害，我們只能夠選擇社會秩序，即賦予警察絕對的權力。
其實，社會秩序的良好構成，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種自發形成的秩序，而不是外部強加的結果。相反，如果人為地認為只有加強警察查驗身份證權力等強制性權力，那么只可能導致警察的權力秩序觀，即認為只有擁有足夠的權力，才能夠維持秩序，而忽視民眾自覺和自發維護秩序，更不利于警察通過非強制性手段形成秩序；只可能導致警察推卸責任，即一旦社會秩序沒有管理好，將責任歸咎于沒有足夠的權力，而忽視和忽略自身努力，不利于發揮警察的主動性，也不利于強調警察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倫理。
□李文釗(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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