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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窺的議論，近兩年無意之中看了不少。無意，是因為自己沒有想過偷窺是一個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沒有想過要看一看別人對偷窺有什么說法。但畢竟又看過不少議論，看著這些議論，才覺得事情真的可以越說越大。
當然，現在農村的廁所里都發現了針孔攝像頭了，這個事實可以用來證明偷窺成了嚴重問題。不過，從總體上的判斷，總歸會讓我不敢放心地相信。
村里的廁所被安了針孔攝像頭，表明偷窺者運用了新設備，但并不表明因為有了針孔攝像頭所以偷窺現象蔓延到了農村。偷窺現象不是今日才有的，哪怕在農村也不是。偷窺者也并不見得就是十惡不赦的壞種。成長中的少年，有偷窺欲望和偷窺行為的并不少見，大多數情況下，隨著成長過程的完成，這種偏差行為會得到自行校正。偷窺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為一種婚俗，“聽房”就是民俗中被允許的偷窺。
越來越多的偷窺報道，越來越多的對偷窺的擔心，是隱私意識普遍覺醒的表現，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證明偷窺現象“于今為烈”，則是一個疑問。
我當然不會唱偷窺的贊歌，無論如何，偷窺行為構成對他人隱私的侵犯。我所懷疑的是這樣的判斷，可用于偷窺的器材容易獲得，會導致偷窺行為更加普遍地發生。盡管這樣的推理，很合乎思維的習慣，但未必合乎事實的邏輯。美國經常發生槍擊案，就會有人說，那是因為美國人很容易擁有槍支；這樣的推理，無法說明為什么加拿大人同樣很容易獲得槍支，卻極少發生槍擊案。所有用于偷窺的器材，都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用途，它們既非專為偷窺而發明，也并不只能作為偷窺的器具，既然如此，這些器材是否用于偷窺，就與掌握器材的人有很大關系，而我們很難說今日的人們比以往的人們更加喜歡偷窺一些。
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偷窺所獲得的記錄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很容易被傳播。一份偷窺記錄，很可能直接進入網絡，也可能被制作成商品出售。這擴大了被偷窺者的受害程度，而且由于偷窺行為的隱避性，受害人很難追索禍首。在很多情況下，一份廣泛傳播的偷窺記錄，也許并沒有明確的受害人，例如有意不暴露被偷窺對象的明顯個人特征，就不會有人“對號入座”，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偷窺記錄的傳播仍然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全感。
但偷窺并不是一種罕見的人類行為，它是潛存于人內心的欲望。我們很難斷定現在比過去有更多的偷窺行為，因為過去偷窺行為也相當普遍地存在。而在全部偷窺行為中，被發現的從來都是極少數，大量實際發生的偷窺行為并未被發現。這表明，希望借助于任何懲罰手段有效地減少偷窺行為，都是有難度的。
控制可用于偷窺的器材，不僅會導致技術與人的人為隔離，而且并不能減少偷窺行為的發生，它只能減少偷窺者所制作的記錄。我想，哪怕不為任何實際的用途，而僅僅出于一種愛好，人們也應當有權擁有照相手機、小型攝像頭、數字錄音筆等“間諜器材”。
為了根絕“副作用”而禁止一項技術，社會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很難事先預計。當初，德國的谷登堡在西方發明活字印刷術，教廷曾經為這“神賜的技術”歡欣鼓舞，因為這一技術有利于《圣經》的傳播。不過，很快地，印刷術的“副作用”就出現了，大量印刷使閱讀變成一種不再神圣的事情，也為“不良圖書”的流行提供了技術條件，所以教會又發布了“禁止濫用印刷機”的禁令。如果教會的禁令完全生效，印刷術會成為什么呢，這種技術就不會是一種有利于思想自由的發明，而會變成一種思想控制的手段。
偷窺比以前更多了嗎？也許是，也許不是，沒有誰有過真正的統計。憑著“偷窺越來越普遍”的印象，人們驚呼現在進入了“偷窺時代”，而因為這一驚呼，人們開始計劃著封鎖“偷窺器材”。對于這樣的驚呼，對于這樣的動議，我雖然理解其良好的動機，卻無法相信其正確性。事實上，盡管偷窺絕不是一種道德行為，但任何人都無法發明出杜絕偷窺的方法，無論有沒有器材，偷窺都在發生。最隨手的偷窺器材，乃是人的眼睛、耳朵，某些時候鼻子大概也起一點作用，但你不會為了禁絕偷窺而剁掉人的五官，是不是？
劉洪波，《長江日報》評論員，著名雜文家。
《江南時報》 (2005年03月11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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