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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注“全球化”問題的人，可以這樣來描述那起著名的事故：英國王妃戴安娜與她的埃及男友在一個法國隧道出車禍時，乘坐的是裝有荷蘭引擎的德國汽車，他們的比利時司機喝多了蘇格蘭威士忌，又被騎著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隊苦苦追趕，終于導致慘劇。
“全球化”使生活更豐富，但種種不幸，也很方便算到它賬上。全球化不得不在不滿聲中進行。比如業務外包，發達國家有人抱怨失業率提高，而發展中國家則有人抱怨被剝
奪。
中國已是外向度最高的經濟體之一，同時也是近年來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這兩個事實，使中國成為公認的發展中國家中經濟全球化受益者的典范。但同樣地，雖不像其他國家那樣采用上街游行的方式來表達，對開放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新一波的批評主要基于兩點：一是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外貿與GDP之比過高；二是FDI(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使得民族企業難以立足，所謂“拉美化之憂”。
拋開對具體開放策略的利弊之辯，我們到底該以何種態度來面對開放，或曰全球化？就像邱吉爾論民主時所說，“它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我們所能實行的最不壞的制度”——這樣的反問將是有益的：如果不開放，不全球化，中國會怎樣？民族企業的成長空間是一個真正值得擔憂的問題，但全球化背景下，它該這樣更準確地來表述：內外資企業如何化解沖突，長期均衡發展？
雖然此前的歷史仍表明中國的民族企業同樣是開放的受益者，但正是在民族產業的發展上，全球化擁有著兩副面孔。以一個“時代感過剩”的媒體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現在正處于分界線上。在開放初期，外資擁有資金、技術和管理，而內資企業擁有準入資格及對市場的熟悉，合作共贏為雙方之選。但經過20余年，外資把握了市場，也換來了更多的市場許可，漸次掀起了獨資化浪潮；而內資公司也有了基本的管理和資金積累，自主技術、自主品牌的沖動加強，雙方沖突也隨之加劇。
與大多數國家反全球化主力往往為普通民眾不同，在中國，對開放的批評聲音主要由國內實業家發出。的確，內外資企業在知識產權、政策資源上正出現越來越顯性化的爭奪。前者如華為與思科之訟、通用與奇瑞QQ之爭，后者如物美總裁張文中和東方家園創始人張宏偉對“零售業過度開放”的呼吁。而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有關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行為”的報告，在更大程度上并非基于“限制競爭行為”，而流露出對在華跨國公司市場份額過高所產生的憂慮；另一方面，輿論對在華跨國公司的轉移定價、腐敗等問題的前所未有的關注，也可以視為某種社會心理的反映。
如何在實踐中不斷找到內外資企業發展的新的平衡，或許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頭號命題。而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相應的就是如何在內外資企業共同構筑的生態圈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空間。《共享》這本書，碰觸的就是這個大命題。
微觀的策略選擇，相信讀者可從書中獲益。繼續大而化之地論宏觀選擇，我的看法一是中國要在國民待遇基礎上繼續改善投資環境；二是外資公司要負起企業公民的責任；三是內資公司要適時升級，打造世界級公司。三者缺一不可——從根本上，全球化是繁榮之路，也是不歸之路。我們根本無可選擇。企業家們以何種態度迎接全球化。這正是《共享》這本書的精神所在。意識到全球化的兩面性本身并不意味著我們擁有多種選擇。我們只有一種選擇：選擇開放，選擇與人共享，選擇在共享中生長。(作者為本刊執行主編)
(文/《環球企業家》□ 李甬|文 出自：2005年3月 總第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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