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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環境問題頻繁地給世界窮國的本地資源基礎造成額外的壓力，富國的GNP增長也可能會對窮國的財富造成更大的壓力
Partha Dasgupta(英國爵士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及劍橋圣約翰學院研究員)
“可持續發展”一詞已是盡人皆知，但經濟評論家們并沒有指導我們如何判斷一個
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否真的具有可持續性。
在著名的1987年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報告中，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可滿足現實需求而又不犧牲未來世代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發展方式。”因此，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每一代人都應該留給我們的子孫后代一個與我們的人口相適應的、至少和我們在繼承時具有一樣規模的生產力基礎。但一代人如何判斷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是一份足夠的生產力基礎呢？
經濟學家們認為衡量一個經濟體生產力基礎的正確標準是財富。它不僅包括制造出的資產價值(建筑、機械、道路)，還包括“人力”資本(知識、技能和健康)，自然資本(生態系統、礦藏和化石燃料)以及制度(政府、公民社會和法制)。只要一個經濟體能夠一直維持與其人口相適應的財富水平，則其發展就是可持續的。換言之，經濟增長應該被看作是財富的、而非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國家的GNP(人均)即使在財富(人均)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加。
從廣義上講，這些情況包括某些門類商品和服務(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增長型市場伴隨著相關的市場政策和對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服務)的收賬政策的缺失。隨著全球環境問題頻繁地給世界窮國的本地資源基礎造成額外的壓力，富國的GNP增長也可能會對窮國的財富造成更大的壓力。
當然，GNP增長伴隨著財富減少的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當一個經濟體為了提高現有生產力而開始消耗其生產力基礎時，其GNP最終也會下降。除非它改變政策以開始積累財富。
例如，采用世界銀行對國家層面上的幾種自然資源的貶值數據，經濟學家們估算雖然印度次大陸的人均GNP在過去30年里有所上升，但其人均財富水平卻有所下降。其原因是與人口增長相應的固定資本投資、知識和技能以及制度的進步沒有能夠補償自然資本的衰退。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人均GNP和人均財富雙雙降低。經濟學家們還發現在世界最貧窮的地區(非洲和印度次大陸)，人口增長率較高的地區，人均財富減少的速度也更快。
相比之下，中國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卻實現了人均GNP和人均財富的同步增長。后者通過積累其他的資本資產還超額補償了自然資本的下降。換言之，在過去的30年里，發達國家似乎已經實現了“可持續發展”，而發展中國家(除中國外)的經濟發展卻是不可持續的。
我們尚處在對可持續發展量化研究的早期。即便如此，有人也可以駁斥說目前對財富的估測失之偏頗。就自然資本而言，世界銀行直到目前為止還將其限定為吸納二氧化碳的大氣、石油、天然氣和提供木材的森林。
然而，還有許多其他的自然資本未被包含在其中：淡水、土壤、提供生態服務的森林和吸納微粒、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大氣。如果這些缺失的項目被納入評估，則包括中國在內的窮國在過去30年里的經濟表現會顯得糟糕許多。
但對富國在近些年的財富積累的估算同樣有失公允。地球科學家們的經驗性研究不止一次地表明自然系統吸納干擾物質的容量是有限的。
當吸納能力達到飽和狀態時，自然系統必定會崩潰從而導致一種非生產性狀態。復原所需的時間和物質資源成本都是高昂的。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使北部歐洲保持溫暖的大西洋暖流由于全球變暖而改變流向或流速減緩，則這一變化將不可逆轉。
簡而言之，我們知道在某些未知的限度內，以及一定的知識和制度條件下，制造型的資本可以替代自然資源。所以即便一個經濟體在質與量上損失了一些自然資本，如果對其他的資產有足夠的投入，其財富還是會增加。農業生產力在過去兩個世紀的顯著增長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但替代性是有限的：替代的成本(包括人類的創造性)總是在關鍵資源衰退之前就悄然提高了。全球變暖正好切中這一點。當我們在估算可持續發展水平時計入與這些極限相關的消極風險，則世界富國財富增長的結果可能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好。
翻譯：吳畏
PROJECT SYNDIGATE提供版權，2005年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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