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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劉效仁
鑒于各類晚會上明星假唱的現象屢見不鮮，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藝術總監馬博敏在提交的《文化立法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需要》提案中，指出應通過文化立法禁止假唱。
我以為，立法禁止假唱令人頓生“殺雞用牛刀”之慨，如此建議未免太奢侈了。動輒以立法的形式禁這禁那，不僅有違立法的嚴肅性，而且也與節約立法資源的理性相悖。
其一，2000年3月15日通過，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作為一部完善和規范立法活動的國家基本法律，在第一節立法權限第八條中明確規定了立法的范圍，就是為了避免立法行為的隨意性，以確保國家的立法資源得到優化。盡管假唱事涉公民文化消費的真偽和權益，但遠遠不是國家立法所要解決的范疇。如果社會生活中一出現什么問題，就首先想到通過立法解決，只會表現出立法的隨意性和隨機性，有濫用立法資源之嫌。如果濫用立法資源，如果公民的所有行為都要受法律的限制，其結果就可能使法律失去應有的權威和尊嚴。不被接受和不被尊重的法律，最終只能使法律本身陷入不尷不尬的處境。“如果禁止假唱也需要立法，那以后是不是講真話也需要立法？如果是這樣，中國的民族性太可悲了。”
其二，法律涉及的是公民的罪與無罪，權利的保護和限制與剝奪。而假唱作為公民的個人行為，僅僅事涉職業道德，如果通過法律進行罪與罰，就容易侵害公民的正當權利。既然是職業道德行為，就只能通過行業性規范和行政法規加以限制。比如，春晚這樣的大型公益晚會，就應該有主管部門作出禁止假唱的明文規定，這種規定必須通過強化公共監督和懲罰性條款加以制約。文化部作出的禁止假唱的規定之所以失效，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應有的強力制約和處罰不明，至少沒有對假唱者較真，更沒有采取處罰的舉措。應該說，不是沒有規矩，而是沒有好規矩；不是沒有好的規矩，而是未能很好地執行規矩。
其三，對于商業性市場演出，理應通過市場規則加以規范。假唱無異于商品市場的假貨，應該遭到堅決抵制和唾棄。這種抵制只能是市場行為，而不是法律行為；只能是觀眾的自愿行為，而不是國家的強制行為。既如此，歌手是否假唱，必須由相關的合同規范，并提前公示給觀眾，看大家是否愿意為假唱買單。如果觀眾不買賬，主動抵制假唱行為，假唱就自然逐漸失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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