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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曹林
又一個民工義舉感動中國的消息，感動得中國社會有點兒“失魂落魄”。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面對疾馳而來的火車，在溫州打工的河南籍青年李學生為搭救兩名兒童，迎著火車沖了上去，救下一個轉身再救第二個時，疾駛的火車從他身上駛過——目前，在李學生打工的溫州，許多百姓自發趕到英雄的靈前吊唁并捐款；在他的家鄉河南，鄉親們含著淚
傳頌著他的事跡；在遍布全國的網絡上，網友們被英雄的事跡深深地打動。
想起幾年前在外商淫威下拒絕下跪的孫天帥，湖南婁底礦難中在安全帽上留下還債遺言的遇難礦工聶清文，去年千里背著老鄉尸體還鄉的李紹為，再看看眼前舍己救人的李學生，他們都是農民工，他們的舉動都深深地感動了中國——民工義舉為何總讓社會如此地感動？
可能我們會想到這些高尚品質在當下的稀缺，想到人性的共鳴，想到道德的魅力，想到生命的震撼——我想，這些都是表層的情感泡沫，外在的感動在潛意識中蘊藏著這樣一種情懷：對這些物質貧困而道德富有者的道德歉疚——因為道德上的歉疚而感動。
這種道德歉疚也可以稱作“良心不安”，一個人在什么時候會感到“良心不安”？在“自己對某個人不好，而那個人卻以善意回應”的時候——社會在民工義舉前的道德歉疚也是這樣：社會對民工兄弟并不好，而民工兄弟卻以生命為代價給社會以真善美的回應，這怎能不讓社會感到良心不安，不讓社會感動得淚流滿面？
看看民工的生存狀態就知道社會對他們怎么不好：他們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樣不是社會中最差的；他們拿到的工錢、收到的福利、受到的保障哪一樣不是社會中最少的；還有他們生活的艱辛、受到的歧視、背著的形象黑鍋——投之以最差的生存狀態，報之以金子般的高尚行為，可能感動和流淚是平息不安和歉疚最好的方式。我們似乎在為別人的高尚行為而感動，其實不過是在撫慰自己內心的歉疚，減緩這種歉疚對良心的煎熬。
正如有網友在李學生英雄事跡后的留言所述：我們的心被李學生高尚的舉動掏空了。
社會的道德歉疚還存在于這樣的認識中：雖然道德境界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人人可以成圣賢，人人可以成堯舜，可“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踐履道德的實踐理性中，“倉稟實”和“衣食足”的人應該比弱者有更高的道德擔當，富人比窮人應該有更多的責任承載——強者不僅要比弱者擔當更多的道德，甚至要在某種程度上容忍窮人和弱者的無奈之惡，體貼他們一些低于社會平均道德水平的行為。
可我們的社會流行著怎樣的一種價值觀呢？其一，對弱者比對強者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比如說對權貴運用的是“經濟人假設”——承認只能滿足其利益來換取其放棄特權，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對弱者卻動用“豪邁人假設”——設想他們可以為轉軌作出重大犧牲而無怨，所謂“看成敗，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其二，拿不道德的市場來勒索弱者，比如某地產巨頭說：我堅持一個觀點，不要讓所有的老百姓都買房子，在供應量很少的情況下，一定是先滿足最富的人，定位是一個商人，我就不應該考慮窮人。其三，不容忍窮人的無奈之惡，為了城市形象無情地驅逐城市拾荒者，為了市容無情地把窮人烤紅薯的攤子踢翻，為了掃黃利潤對賣淫者不加區分地進行重罰，為了商業開發對貧民窟鏟之而后快等等。
在這種勢利而無情的價值觀背景之下，一個作為窮人和弱者的農民工作出如此有震撼力的舉動，擔當了如此厚重的道德責任，怎能不讓“倉稟實”和“衣食足”者產生強烈的道德歉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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