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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俠
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內經濟學界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爭論，又一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不論這次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誰勝誰輸，重要的是通過有益的爭論，人們發現了國企改革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相信會為今后的實踐提供很好的借鑒。相對而言，在這次意義深遠的改革中，作為人文社會科學排頭兵的哲學缺席了，對此，不能說不是“哲學的丑聞”
。當然，這里的“丑聞”不是說哲學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而是說哲學沒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喪失了其批判與反思的功能，哲學處于一種無所作為的狀態。其實，在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哲學是應該大有作為的。比如，關于改革過程中的公平、正義、誠信、倫理等等，這些事關市場經濟基礎的問題，都是哲學應該關注的問題。如果在我國的市場經濟框架的構建中，哲學始終沒有真正發揮作用，那么可以說我們的市場經濟只能是一種畸形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當前市場經濟運作的無序狀態，已經暗示了這個問題的嚴肅性。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哲學的全面缺席呢？
坦率地講，自改革開放以來，哲學最榮耀的事情就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由此揭開了我國政策的整體轉向。時至今天，我們還能感到這場討論的深遠影響。遺憾的是，自此以后，基本上就沒有了哲學的聲音，哲學在國家的整體政策制定中的影響缺席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以經濟學為代表的其他學科的聲音，以至于經濟學成了當前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套用哲學家拉卡托斯的一句話就是：沒有哲學的經濟學是盲目的；沒有經濟的哲學是空洞的。
在筆者看來，造成今天的“哲學的丑聞”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是意識形態的限制；其次，哲學為了自身的存在，把許多精力用在了爭取合法性的問題上，而忽視了對現實生活的關注；第三，國家用于哲學發展的資源分配嚴重不足。拋開第一點不談，這里主要就后兩者的情況進行一些簡要分析。
眾所周知，近百年來，哲學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科學化，以此獲得存在的合法性與社會的認同，其實，這種做法早就遭到許多哲學家的反對。但是，在這個科學化的時代，哲學的這種努力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們已經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法則，那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哲學無論從哪點來說，都無法滿足這種功利主義的要求。為了自身的生存，向科學范式靠攏，應該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但恰恰是這種原因，造成了哲學的貧困，以及對現實的無力。哲學，如果想主動介入社會，就必須破除這種人為科學化的迷信，回歸本原，即恢復對生活世界和人的關注。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建設中，我們已然看到由于缺乏哲學關懷而出現的危機與緊張。至于第三點，在當前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搞哲學的人都知道，國家投入哲學的資源非常少。就拿基金來說吧，國家社科基金中有多少是用于哲學的？即使這很少的一點資金，也大多被各種利益集團掌握，真正能攤到一般哲學工作者頭上的就更少了。可以說，高校里搞哲學的人大多很窮，很少聽到哪位哲學教授能有幾十萬元科研資金的。更令人難以承受的是，發表一篇論文，動輒數百甚至上千元的版面費，可想而知搞哲學的境況。筆者曾對一個朋友說，讓你的孩子將來學哲學吧。那位朋友堅決地搖頭，不過他說的一句話還是讓我很受觸動：搞哲學的風險太大，而且不好找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哲學在當前出現“丑聞”和缺席，應該是必然的事情。
筆者不想說哲學多么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哲學代表了一個民族思想的高度，它構筑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也在塑造我們投入市場經濟中的人的集體人格，同時也有利于建設一個具有批判功能的開放的公共領域。我們需要像哲學家羅爾斯那樣的人，寫出我們自己的《正義論》。我們可以很窮，但是不能窮得連思想都沒有了。只有當我們的哲學勇于對現實的一切作出自己的解說，不再集體失語和缺席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擺脫“哲學的丑聞”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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