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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這一年在經濟領域可謂“百家爭鳴”，關于諸多經濟問題，從宏觀到微觀，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一時間喧囂不已。
郎咸平：國退民進
觀點提出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 郎咸平質疑了三個知名的民營企業的產權改革
，即TCL的分拆上市、海爾的曲線MBO和格林科爾的低價收購國有企業。指出他們的產權改革實際上是一個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流向個人，也使管理層獲取國有資產的過程。
謝國忠：地產泡沫將破
觀點提出者：摩根斯坦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師謝國忠 由于中國未能及時提高利率以抑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之風，已超出了政府有形之手可以調控的范圍。房地產價格將在參與者普遍受益的幻覺中不斷上升，直到后續資金無以為繼時，市場就會突然發生反轉，泡沫破裂，最長不會超過一年。
厲以寧：新公有制企業
觀點提出者：厲以寧 “新公有制企業”概念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改革問題。“新公有制企業”有4種形式：第一、經過改制的新的國家所有制企業；第二、混合所有制企業；第三、沒有國家參股的公眾持股企業；第四、公益性基金所辦的企業。
蕭灼基：政府應該救市
觀點提出者：蕭灼基 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讓股市崩盤，美國9.11事件以后，美國政府也干預了股市。實際上，連世界上最以市場經濟標榜自己的美國，對股市也絕對不是放之任之的態度。“中國股市低迷成這個樣子，不能再等了，政府部門該出手救市了！”蕭灼基說。
曹鳳岐：銀行改革絕非上市
觀點提出者：曹鳳岐 改制不等于上市，中國股份制多年，走的最大彎路就是：認為改制就是上市，導致不改制就上市。所以中國的市場出了許多問題，作為今年金融創新重點，把商業銀行改革目標定為上市的話，就會走國有企業改革的老路，是非常危險的。
魏杰：國企盈利能力定賣價
觀點提出者：魏杰 魏杰認為，目前，在國企改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方政府和企業一味地堅持以投資成本來確定國有資產的賣出價格，而按照國際慣例，資產的定價應根據贏利能力的大小，外企收購時也僅考慮國企的贏利能力，而非國企當初的投資成本。
吳敬璉：金融危機是現實危險
觀點提出者：吳敬璉 吳敬璉在一場金融研討會上做專題演講時強調，“資金黑洞說明，發生金融危機不是幻象，而是現實危險。”為了解決問題，吳敬璉建議，必須加速銀行系統改革，在原有國有銀行改制之外，還必須加速創建民營銀行，“用兩條腿走路”。
胡祖六：央行應該考慮加息
觀點提出者：胡祖六 政府僅依靠行政手段抑制過熱的投資，在很多方面跟計劃經濟時代的手段類似，反過來會增加操作的風險，有可能使投資者信心動搖，并會出現急剎車、一刀切的現象。投資的過熱歸根到底是資本的成本過低，所以央行應該提高利率，投資的需求才能得到真正抑制。
蒙代爾：應該拒絕人民幣升值
觀點提出者：蒙代爾 人民幣目前不是完全可兌換的，此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可能導致外國投資下降，經濟增長放緩，銀行不良貸款增多，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延緩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失業率上升，給市場投機者以可乘之機，進而影響人民幣未來在中國以外地區的地位。
林毅夫：2030年中國經濟有望趕美
預測者：林毅夫 林毅夫認為，人均收入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水平的很好指標之一。據他推斷，2030年中國人均收入可能將是美國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甚至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而中國的人口大約是美國的五倍，據此，屆時中國經濟總體規模有望趕上美國。
國企產權改革引發對立觀點
2004年8月28日，在北京舉行的“國有資產流失和國有經濟發展研究會”上，郎咸平系統闡述了他對國有產權改革的看法。他首先指出國企產權改革存在兩大矛盾，第一是法律缺位下改革的合法性，第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他認為這個價格“不能由買賣雙方做決定，因為財產不屬于買賣雙方，而是屬于全國老百姓的” 。基于上述觀點，郎咸平指出產權改革的兩大誤區。第一，認為民營化、自由經濟，產權改革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是錯誤的。他認為國企出現問題，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上市，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產權上來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因此以民營化為目標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是走錯了路。第二，不存在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存在的是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問題。
張維迎：不要“妖魔化”企業家
8月24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在中國企業家深圳高峰會上，以《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與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為題公開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張維迎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的過程，是中國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是在實踐中碰撞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是不同地區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競爭的結果。而不是說政府官員、經濟學家“拍腦袋”就能拍出來的。他認為，應該看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特別是國退民進的過程，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是瓜分財富的過程。如果沒有國退民進，以及民營企業的大力發展，如果沒有中國民營企業家創造的就業機會，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家創造的稅收和其他財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不會這么牢靠，這么穩定。因此，社會應該感謝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
張文魁：我與郎咸平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8月2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研究所張文魁教授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國有資產流失和國有經濟發展研究會”，正面反駁了郎咸平的觀點。張文魁認為，毋容諱言，中國的國企改革有不少陰暗面，主要表現在國資賤賣；職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新的控制人由于戰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來不錯的國有企業反而給“整跨”了等。但是，新體制帶來的弊端可以在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們不能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張文魁回顧了20年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認為我們國有企業目前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片面否定是不應該的。針對朗咸平對于張瑞敏等人身份的質疑，張文魁指出，中國處于轉軌階段，許多企業領導人的起始身份是“國家干部”，但是他們兢兢業業地把很小、很弱的企業發展成較大、較強的企業，他們早已完成了由“國家干部”到“企業家”的轉型，張瑞敏、李東生是他們的代表人物。對于這樣的企業家，在改制的時候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優惠性購股計劃。
周其仁：我為什么要回應郎咸平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周其仁也在《我為什么要回應郎咸平》一文中發表觀點認為：(1)產權改革的必要性在于企業是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合約。在民營化的談判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政府與企業家之間契約關系的重新確立。最簡單易行且又能奏效的就是產權改革。(2)傳統國有企業存在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從來不承認參與國資創造的人力資本的合法產權，另一個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契約組織經濟活動。傳統的國有經濟不承認任何私人產權。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因此，這是一個沒有最終委托人的經濟。委托代理是一個責任鏈條，最后委托人無效，整個鏈條拉不起來，國有企業普遍缺乏信托責任的根源就在與此。(3)改革的制度保證是健全的法治社會。對權利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是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有效途徑。同時，要堅持改制方針，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程序的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制中的攫取損失。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觀點之爭中，應該說對立觀點雙方都有各自的道理，在此，僅借用吳敬璉的觀點作個總結：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確實出現了蠶食和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郎咸平教授如果說的是我們在國企轉制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腐敗行為，出現了利用權力來盜竊公共財產的行為，那么我們號召全社會跟這種行為作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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