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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曾撰寫過一副對聯，“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副對聯是許多前輩學者一心向學、嚴謹求實精神的真實寫照，正是秉承著這種忠實做學問的精神，我們的前輩學者才取得了非凡的學術成就，他們的真知灼見至今仍然惠賜后人。
例如，談到社會學，一些人會認為這是一門很空泛的學問，似乎很容易出成績，其實不然。費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在世界上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1935年夏，費孝
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舉行了簡樸婚禮。三個月后，這對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系的新人共赴大瑤山瑤族社會考察，為寫作社會學著作積累原始材料。他們曉行夜伏，一路涉過充滿了危險的山道。由于費孝通在路上誤陷虎阱，王同惠女士不幸犧牲在尋找救援人員的路途中。為了學術，費先生不畏艱險，甚至自己的新婚妻子也犧牲在研究學問的路上。正是有了這種不怕犧牲的精神，他才寫出了在社會人類學中占據巨擘地位的《江村經濟》等著作。
但是，今天的社會學家卻很容易出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家徐安琪先生以前似乎并不出名，但前不久，他發表了一篇調研報告，稱中國的父母養大一個身體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掉49萬元，這還不包括春節壓歲錢等“額外”收入。這一“研究成果”甫一問世，立刻引起轟動，徐先生也一夜成名。可惜的是，人們對于他的所謂的“研究成果”一片質疑之聲。
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根據國家公布的數字：200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00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00元。假設一家3口人，城鎮才21000元，要20多年才能攢夠40多萬；農村才7500元，要65年才能攢夠49萬。可他們還要吃、穿。當然對千萬、億萬富翁來說，別說40萬，就是400萬也不成問題。但這沒有代表性。因此，這個調查沒有任何意義。當然，徐先生可能根本不在乎人們的議論，在追以出名為時尚的今天，徐先生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了。
但是，我們仍然要問，作為學者的責任在哪里呢？作為學者的良知又在哪里呢？“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浩然之氣又在哪里？
我們慶幸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了解民情與下情的，如農歷大年三十,胡錦濤總書記在貴州興義市納灰村了解到查蘭明一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還要供一個上大學的孩子。可是，假如我們的決策者們不能直接從基層了解民情，而是根據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制定大政方針，會出現怎樣的后果呢？
中國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做真學問的學者了。假如被人們譽為“社會良心”的學者們也競相追逐名利，那不但是學者們的悲哀，更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劇。學者們端出這樣的“調查結果”來給大家看，如果是為了嘩眾取寵，博名取利，只會讓人們嘲笑他們的所謂“學術水平”；假如學者們是在為政府提供施政的依據，那么不但讓人懷疑他們的社會良心，而且會貽害社會，罪莫大焉。
(稿源：紅網)
(作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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