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儒商：子貢

　　如今的機靈鬼都深諳“得勢而益彰”的訣竅，當然不是子貢那樣為了替老師揚名才去聘向諸侯，而是專為自己抬高身價，以曾經被大人物接見、談過天來炫耀

　　□ 何滿子／文

　　歷來的中國文人大都是孔孟之徒。

　　作為傳統文化支柱的孔孟儒學的價值觀是“重義輕利”，義利之辯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論語》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老夫子有時也老實得很可愛，說他自己也不排斥金錢。《論語述而》里記有“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我所好。’”舊注云：“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于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意思是說，他認命，不去強求，強求就有背義理，徒自取辱，即喪失了人格。看來孔子還是很“中庸”的。

　　然而后世文人，不論是真廉潔還是假清高，遇到與金錢相關時，就有某種感情障礙，要特別矜持、渲染一番；有些表態還影響社會的視聽，成為輿論關注的所在。在史傳和各種載籍中留下不少故事，或為佳話，或為丑聞。這些人和事構成一道歷史風景線，一一敘來，不僅可作談助，亦且能在鑒古視今的觀照中使人察悟世相和人生。

　　舊時文人瞧不起商人，因商人孳孳為利，精打細算，在金錢上十分摳門。文人自矜清高，斥商人曰“市儈”，連對并不經商但財物上斤斤計較的人，也以“市儈”目之。

　　還有個根本原因是中國以農立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歷來“重本輕末”，農為本，商為末，因此士、農、工、商四民，商排為最低等級。既然經商者地位低下，士大夫自然要賤視之了。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從漢代才確立的，《谷粱傳成公元年》謂：“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那時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漢，《漢書食貨志》才確定：“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商降到了末位，從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經商并無不光彩感。孔夫子的高足弟子端木賜即子貢，便是很精明的商人。

　　子貢是孔門十哲之一，“言語”科的代表人物，孔子以“瑚璉”(《史記集解》引包氏語，說“瑚璉”是“宗廟之貴器”)許之。看樣子他是一面求學一面做買賣的。《論語先進》：“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意思是說，顏回安貧樂道，老挨窮；子貢則為命運抗爭而經商，行情看得很準。孔子的話并無責貶之意，可見那時對經商并不賤視。

　　子貢經商致富，還對孔子大有幫助，《史記貨殖列傳》說：“子贛(貢)既學于仲尼……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后先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古人古道而本分，不像今日的大企業家、大金融家機靈，善于傍大腕。如今的巨商大賈旅游出國，或到他國投資洽談業務，都要和所在國的上層人物打交道；如果得到元首接見，事情就好辦得多。而且古代的商人除了打算盤，也沒有什么文化，所以極少走上層路線的。子貢是孔門高足弟子，而且“億則屢中”，懂得向春秋列國的王公大人進行“感情投資”。這一招果然很靈，“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使國君和他分庭抗禮，身價一下子就抬高了。作為師父的孔子自然也名揚天下。

　　如今的機靈鬼都深諳“得勢而益彰”的訣竅，當然不是子貢那樣為了替老師揚名才去聘向諸侯，而是專為自己抬高身價，以曾經被大人物接見、談過天來炫耀。須知世人多的是庸人心理，正如魯迅所說：“趙太爺田都有三百畝呢，他老人家的話還會錯么？”凡被大人物接見過、交談過幾句的人，便會被庸眾刮目相看，身價十倍。

　　子貢是文化商人，他服膺孔教，是貨真價實的“儒商”。他奔走列國，世面見得多，言談又“侃侃如也”，具有外交家的潛力。他曾游說齊、晉、吳、越等國，說客當得很起了一些作用，《左傳》、《孔子家語》等載籍多有記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記述得尤為集中詳盡。孔門弟子大多貧窮，子貢卻因經商而家累千金，十分富裕。同時他又不失令名，后世還在孔廟里受祭享，吃冷豬肉。

　　與子貢同時、略后幾年，越國足智多謀的大夫范蠡也是在后期棄政從商、下海成了巨富的。下至戰國時期，則曾當《呂氏春秋》名譽主編的呂不韋也是“陽翟巨賈”。可知在先秦，商人并不受文人的卑視和輿論的菲薄，商人的被鄙視是后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