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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甫
近日，某省公開舉行義務教育階段“一費制”聽證會。作為見證了這次聽證會的記者，有必要把聽證會的問題披露出來，供人們思考。
這次教育“一費制”聽證會，實質上是一場提高收費標準的聽證會。因為教育部門
擬定的標準，提高了現行收費水平，使家長負擔的雜費達到雜費總額的57％以上，超出國家明確規定的義務教育階段雜費由政府負擔為主，家長負擔為補充的原則。同時，國家有關部門明令禁止在“十五”期間出臺和提高針對農民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提高收費標準也與此規定不符。因此，在聽證會上，相當一部分代表，尤其來自消費者協會、農民負擔監督辦公室和社會科學院的專家代表明確反對提高收費標準，認為提高收費標準沒有法律與政策依據；同時質疑“一費制”之外存在其他更高收費項目的合理性；質疑作為規范收費、降低家長負擔、落實政府責任的“一費制”聽證會，為什么變成了漲價會；質疑政府在義務教育經費負擔中的責任。
但是，這些反對的意見并沒有被采納，最后還是通過了教育部門提出的方案。不但最后的結果沒有體現出對代表意見在尊重，就是在會上，有關部門也對有些代表的意見缺少傾聽的誠意。在會上，代表們踴躍發言，參加會議的教育部門負責人卻用手機玩游戲，并沒有專心聽取代表的發言；在聽證會結束前，這位負責人總結發言時，雖然表示聽到了真實的聲音，但居然嚴厲斥責有的代表的發言“數據不準確，是不負責任的”。
聽證會上的真實情況不能被公開報道。在聽證會召開之前，有關主管部門明確要求媒體配合政府工作，不要對聽證進行炒作，保證政府決策順利通過。所謂不要炒作，就是不要對反對意見進行報道。于是，在聽證會后，媒體大規模地報道了聽證會，卻幾乎所有的報道都是“絕大多數代表同意提高現行收費標準”，“僅有一位代表持反對意見”，而某家報紙記者將會上代表的真實意見寫成報道后，報社將稿件送教育部門審查，教育部門認為太敏感，不許發表。因此，公眾從媒體上得到的消息是，代表們都支持提高收費標準的方案。
公開聽證，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媒體能夠公開公正地跟進報道。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參加聽證的人畢竟是少數，所以，所謂公開，更重要的是向大眾傳媒的公開。只要大眾傳媒能夠公開、公正、客觀、真實地報道會上的內容，報道各種意見的交鋒，就等于是延長了公眾的耳目，雖然他們不在現場，卻也通過傳媒知道了會上的情況，滿足了他們的知情權。但是，一旦新聞媒體被控制，被統一口徑，并事先要求必須為某種訴求服務，那么，沒有機會進入會場的場外公眾只能被誤導，以為會上是“一致同意”；而會上的真實聲音，無法得到社會上公眾的呼應，他們的意見不但不能被采納，而且，他們本人很可能也會被不明真相的公眾誤解，認為沒有代表他們說出本該說出的真話。
一場轟轟烈烈的聽證會變成了聽證秀。要提高收費標準的申請者，進行了公開聽證，得到“絕大多數”代表的支持，有了民意基礎，因而有了合法的漲價依據；廣大的公眾沒有了反對的理由，因為根據媒體的報道，代表的絕大多數，包括那些因為漲價而利益受損的群體的代表，都顧全大局同意漲價；而那些在會上據理力爭的代表，卻里外不是人，在會上，他們被斥責為說了不負責任的話，而在會場外，關注他們言行的公眾把他們看成了不敢說真話的膽小怕事之徒，是偽代表。
不能尊重代表意見，蓄意誤導群眾，這樣的聽證，還不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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