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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友琴
最近，有那么一位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大聲呼吁：“讓大部分農民成為中產者”04．12．28《北京晨報》。是“農民”，是“大部分農民”，是“中產者”，這讓人想起魯迅先生說的“坐在客廳里談談社會主義”，“高雅”是夠“高雅”的了，卻“毫不足靠”。
筆者以為，一些問題更迫切需要經濟學家關注。
一是農民貧困問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名家境困窘的女生，整個2004年，才花了8．35元伙食費。這名大學生還是富裕的江蘇人（1．12《武漢晚報》）。中西部地區呢？“北京師范大學月生活費低于150元的學生比例，從1998年的16％激增到現在的41％”（1．13《成都日報》）。這“激增”的41％會是什么階層呢？甘肅有個調查，“由于教育因素返貧的數量，占返貧總數的50％”（1．1《中國經濟導報》）。所有這些，無不從一個側面告訴人們，農民真苦、真窮。我們不該更要呼吁關注廣大農民脫貧問題嗎？
二是農民生命權問題。“我國農村一半農民看不起病”，“中西部農民因為看不起病，死于家里的比例高達60％—80％”（04．11．6《廣州日報》）。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在農村。農村醫療服務體系不健全，功能不完善，醫療基礎條件差，醫療隊伍素質低，農村醫療投入嚴重不足。不法藥商把過期藥品換包裝銷往農村。人命關天，難道不是我們經濟學家更應該關注的嗎？
三是農民工問題。農民工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倘若我們現代城市一旦離開農民工，毫不客氣地說，城市將陷入癱瘓。然而，農民工報酬最低價，拖欠農民工工資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為了討得可憐的工錢，甚至遭到毆打，乃至登樓演出自殺的荒誕劇、悲慘劇。國家總理要親自為農民工討工資，難道要總理為每個農民工去討債嗎？農民獲得勞動報酬的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高唱“讓大部分農民成為中產者”又有什么意義呢？
四是農民民主問題。盡管1987年，我國已經頒布了旨在保障億萬農民自治權利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但是農民能享受這個民主權利，距離還相當遠。陜西省扶風縣法禧村，群眾選出來的代表被逮捕判刑，為了讓鄉政府指定的候選人當選為村委會干部，縣鄉動用了警車和十幾名警察，演出了一幕“槍口下選舉”的丑劇（04．8．8《農民日報》）。別看村官是上不了品的芝麻官，他們的無法無天是農民致富路上的嚴重障礙之一。貴州烏當區新莊村的全部11名村干部，在四年的時間里，采用虛報、冒領和挪用的方式侵占村民利益，涉案金額竟然高達千萬元。我們的經濟學家不應該更要為農民的民主權利而奔走呼喊嗎？
五是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農民進城了，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子弟入學權益等等方面，都存在著看得見的差異。他們收入很低，卻顯然比城鎮居民要付出更多。他們是我們這個社會弱勢群體中的最弱勢階層。我們在奢談“讓大部分農民成為中產者”之前，不更應該為農民爭得平等的國民待遇嗎？
呼吁“讓大部分農民成為中產者”，是站著說話腰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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