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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培云
記住，就是行動。這是1月27日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波蘭參加奧斯維辛博物館法國館新展廳揭幕典禮時講的一句話。近一個月來，法國媒體都沉浸在一種悲涼的氣氛之中。打開報紙電視，每天看到的都是關于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的紀念活動。為了所謂的“遠大前程”、“美麗新世界”，人類進行大規模的自相殘殺，不過是發生在六十年前的事。
二戰時，法國維希政府與黨衛軍同流合污，將境內85%的猶太人抓捕并運往波蘭的集中營，最后僥幸活下來的不到3%。此外，3000多名被俘的法國抵抗運動成員也被押到波蘭，二戰結束時，活下來的亦不過900人。為了銘記這段悲慘恥辱的歷史，1979年法國政府在波蘭奧斯維辛博物館內建立了法國館。在諾曼底，有個叫奧拉都爾的小村，那里同樣承載了法國二戰史上最為慘烈的記憶。1944年6月10日，納粹黨衛軍用機槍和手榴彈集體屠殺了奧拉都爾600多位村民。戰后法國政府保持該村原貌，沒有進行修復重建，只在村口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了兩個字：“記住”。
就在歐洲人紛紛舉行紀念活動的時候，國內的新聞實在是讓人挺不直腰桿。當然，這不能怪新聞，而要怪那些制造新聞的蠢人或丑事。就像一個人若長得不好看，且不說是什么原因，責怪天太亮總是不合情理的。有報道說，位于沈陽的二戰文物“英美戰俘營原址”圍墻數日前被人拆了，理由簡單到荒唐——該圍墻屬“違章建筑”。 當然，說這座“東方奧斯維辛”違章并不錯，鬼子在中國修的大小監獄都是違章建筑。但不同的是，“東方奧斯維辛”見證了歷史。它已經不是簡單的違章建筑，它更應該像歷史的哨兵一樣存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保留這座違章建筑，就是堅守一份記憶與立場，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在中國大地上重新豎起這些違章建筑。我們一聽到日本人修改教科書便抗議，可為了那點可憐的商業利益，拆除承載歷史的現場，豈不等于給日本教科書編纂組打工，心甘情愿地讓自己的歷史被遺忘。
古語有云，“亡其國，先亡其史”。古今中外，大凡卑劣的政治家們，為求一己之私，都沒少在消滅記憶方面下工夫。他們知道，如果不過濾人的記憶，奴化與征服便不可能成功。因此，一個國家侵占了另一個國家時，統治者都會讓亡國奴重修歷史、重習語言。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當年侵華日軍在東北強行推日語便可了然于心。法國作家阿爾方斯·都德曾在小說《最后一課》中表達了同樣的傷感，并通過老師韓麥爾之口講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我們可以將它作為闡述記憶何以重要的重要文本：“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自己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語言是文明的載體。在這里，要記住的并非語言本身，而是歷史，是真相。同樣，強調保護歷史現場，甚至包括令人痛苦不堪、惡貫東西的法西斯集中營，正是因為它們同樣承載了太多的歷史與真相，所以才不容被拆除與忘卻。
筆者以為，人類的集體記憶就像是一個殺毒軟件。對于未來的危險，我們并不成竹在胸，因為我們不知道將來還會有什么新的病毒出現。但是，我們知道已經出現了哪些病毒，知道它們的病征與危害，于是將它們加入病毒數據庫及時更新，以此作為攔截和清除病毒的可識標本。正因為有了這個病毒庫，我們才可以立即捕獲那些曾經造成危害的病毒，并且毫不猶豫地將它們清除或隔離。如果有人改寫病毒的“相貌特征”，甚至將其中某些病毒從數據庫里撤銷，如同一個被洗腦或自我忘卻的民族對真實的歷史一無所知，那么曾經泛濫成災的病毒總有一天會死灰復燃，繼續它們的惡行。試想，一百年后有人在網上討論CIH是個新病毒我們一定覺得可笑，然而習慣忘卻的人類其歷史何嘗不是這樣荒唐地繼續。
“記住”是一個持之以恒的行動，同樣能喚起行動。正是因為堅守了這份關于病毒的可怕記憶，在2002年法國大選時，法國公民“全體行動起來”，把那位狂言要把所有外籍人士遣返或送進集中營的“海盜勒龐”打得一敗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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