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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杰
2005年春季四六級考試開考前，北京曝出數千考生通過培訓中介機構報考失敗的事件，受到影響的考生至少2300余人。據《新京報》1月12日報道，一些培訓機構和民辦高校往往把社會考生轉成在校生，到有接受報名權和設立考點的高校去報名，這樣一來，一方面報名費暴漲數十倍，另一方面需要尋找高校的“人脈”資源，而巨大的報名費差價就被那些“
能夠獲得有效資源”的“神通人士”層層剝奪。據記者調查，僅北京每年就有數萬名民辦在校生通過這種非正常渠道報名四六級考試。而在全國，數目更是大得驚人。為什么四六級考試如此“緊俏”，是誰讓四六級考試變成權力的尋租場？
四六級考試是什么？其實說穿了，四六級考試就是一種單純的英語能力水平的證明。對于考試舉辦者來說，四六級考試就是對參考人員英語能力水平的認定。從這個意義上講，它與目前社會上舉辦的計算機應用能力等級考試沒有什么兩樣。但兩相比較，四六級考試卻是那么的“供不應求”，就連報名機會也成為“稀缺資源”，成為一些人權力尋租的資本。
筆者認為，四六級考試成為“稀缺資源”的現象完全是人為的，是制度缺陷造成的。無論考試制度本身，還是有關高校，都給四六級考試附加了太多的社會屬性；而從實質上講，這些社會屬性是不應與四六級考試掛鉤的。比如，對四六級考試定位就是以在校生為主要對象，這樣就大大限制了社會考生參加考試的機會，特別是報名條件要求“大專以上的學歷”，也成為許多民辦高校學生的門檻，是極不公平的。
同時，一些高校又將四六級證書與學歷和學位證書掛鉤，且限制在校生報考的時間和次數，也使許多普通高校在校生為了多爭取幾次考試機會而到培訓機構報名，客觀上也增加了“社會考生”報考的壓力。以此看來，一方面，四六級考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而另一方面，又面臨巨大的社會需求，畸形的供求關系必然造就不平等的交易關系。需方的超常需求，也給供方的權力尋租和乘人之危提供了有利條件。于是，四六級考試的權力尋租場最終形成。
事實上，作為一種單純的英語能力水平考試，四六級考試完全應該是開放和平等的，應給予所有愿意參加考試的人員以平等的報名考試機會，沒有必要限制在校生，更沒必要要求大專學歷。試想，沒有任何學歷的人，英語水平就不能達到四六級嗎？對那些水平已經達到四六級的人，我們有理由拒絕提供“證明”嗎？假如任何人都能順利地在社會報考的話，一些高校的有關人員還有權力尋租的機會嗎？參加考試的人還會受到“層層盤剝”嗎？正如一位業內人士的評價，由于目前沒有其他的考試取代四六級的位置，而其同時又被人賦予“太多的社會功能”，從而使“一個畸形的東西更加畸形”：市場很大，卻不能放開，致使“潛規則”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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