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機會主義危機
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在今天的特權危機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來自于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機會主義危機。
如前所述，中國主流經濟學是在一個特殊時期獲得話語地位的，這個時期是中國的市場化狂飆突進、私有化(產權明晰)狂飆突進、對外開放狂飆突進的時期。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隱含的和不容置疑的強制性前提，那就是對特權利益的承認。進而言之，就是必須承認政治特權在市場化、私有化以及對外開放中優先索取權。據稱，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都是一些現實主義者(張維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記者提問時候就斷然說道：我沒有夢想，我很現實)，于是，特權在產權改革、市場改革以及對外開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為一種隱含前提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了下來，并成為主流經濟學家理論框架中一個給定的制度約束條件。對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說，這個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們的全部學術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去最大限度地推進市場化、私有化和對外開放。無須懷疑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術誠實，同樣也無須懷疑，這種以降低中國改革倫理標準為代價的學術誠實是犬儒的、市儈的。對這一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表現出了驚人的坦率，他們毫不猶豫地宣稱“改革要利用腐敗”、“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這些充滿了機會主義色彩的學術主張，迎合了 90年代中國的需要，也徑直將中國改革的倫理水平擊落到現代文明標準的底線之下。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卻視而不見，因為對于他們來說，手段并不重要，市場化的目標才是一切。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可以也應該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機會。但是，他們并不明白：局部的尋優可能導致整體的不優，手段的選擇可能毀滅目標本身。這就好比登山，沿著一條看上去距離最短的道路前進，最后發現卻是一條懸崖絕路。這種不幸的結局可能很少出現在靜態和局促的理論演繹之中，但卻是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悲劇。對此，俄羅斯寡頭古辛斯基早就充滿悔恨地替我們總結過：“我們明白了，崇高的目標是無法通過骯臟的手段來實現的。今天我確信了這一點”。現在，機會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所倡導、所推崇、所鼓勵的中國機會主義改革的后果，正在中國全面浮現，而陷入困境的機會主義者們對此卻束手無策。就這個意義而言，郎咸平所激起的反響，并非是對郎咸平的贊同，而是對機會主義改革的反對。離開案頭即匆匆穿梭于各種高層論壇或企業家俱樂部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不到這一點，更不愿意承認這一點。所以，當他們還在躊躇滿志、自以為掌握了一個時代的時候，他們的危機卻已經悄悄開始了。
特權階層在改革中的優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制度變遷模型中一個不可改變的約束條件，那么，作為這個條件成立的條件和結果，大眾(他們經常被稱為沉默的多數)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種必然。更通常的情況則是，由于沉默多數在中國政治表決結構中的被動缺席，已經被最小化的大眾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計。在中國改革越來越趨近于零和游戲的當下，這種“最小化”已經不再是一種中性的理論假設，而是作為一種野蠻的現實被呈現出來。普遍剝奪在大眾中所及激發的憤怒，指向的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另外一個軟肋——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危機。在解釋中國產權改革為什么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的時候，張維迎非常誠懇地說道：“這不是最初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界在相互碰撞當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的確，張維迎非常誠實地道出了中國產權改革的歷史真相，但我們可以看到，在張維迎的產權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業(家)，也有學者，但卻獨獨缺少一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在法律和正義意義上擁有國有產權的大眾。在這個博弈中，公眾不在場，公共輿論不在場，社會的公序良俗不在場，于是，這個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墮落為精英們的分贓。在中國的產權改革中，這不是一個推論，而是一個已經發生而且正在發生的事實。無須我指出這個正在發生的分贓工程的系統性，互聯網上對張維迎的壓倒性反對，實際上就是無數經驗事實的集合。必須承認，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問題遠不是郎咸平所說的那么簡單，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是郎咸平贏得了大眾？其原因就在于，張維迎以及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也是經驗上的。根據經驗，大眾幾乎立即就能判斷，誰站在自己這一邊。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性格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他們對中國大眾一句耳熟能詳的教導：“必須有人為(市場)改革付出代價”。那么，誰該為改革付出代價？付出什么樣的代價？付出代價的時間將延續多長？事實上，這個提問方式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倫理困境。“為什么是我，是我們付出代價，為什么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這可能是大眾對精英主義最好的詰問。
在郎咸平揭露出某些企業家對大眾及中小股東的種種剝奪時，張維迎動情地辯護道：“我們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確實，我們應該善待那些為社會真正創造了財富(在企業家前面加上這種定語在中國顯得尤其必要)的企業家，但我們同樣應該善待大眾。不用舉例，我們就能感受到，就實際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眾可能要遠遠超過企業家。但張維迎顯然忘記了這一點。對此，我們并不感到奇怪。因為在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視域中，企業家是財富的惟一創造者，而那些千千萬萬為企業家打工的，則是財富創造活動中的“零貢獻者”。他們甚至極端的認為，在企業家與打工者及中小股東之間只有交易，沒有剝奪。我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這種違背人類基本常識的畸形的企業家崇拜，怎么會變成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共識(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公開這么說)？一個在西方也隨時可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夸張辯護，怎么會在中國主流經濟學那里變得如此理直氣壯？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