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國負責人道救援事務的副秘書長埃格蘭1月1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目前承諾向印度洋地震和海嘯受災國提供捐款的總額已升至20億美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本應是值得贊賞的，但也有個別人開始用所謂的“破窗經濟學”理論來分析海嘯、經濟與捐助之間的關系，得出各異的結論。然而，經濟學并不應該超越海嘯作為一種災難的現實，更不能不加節制地延伸到其他領域。在災難與人道主義面前，“破窗經濟學”顯然是一個悖論。
經濟學世界的一條金科玉律是：激勵是重要的。曼昆那本全世界最炙手可熱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就將此奉為經濟學公理之一。如果從激勵角度出發，災害后的經濟援助是全無“經濟理性”的，因為，這種對災害后損失的救助降低了災害的傷害性，減少了災害引致的痛苦，這從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受災國對災害的接受度，使其缺乏縮小災害振幅和防止災害重現的激勵。
這套邏輯聽起來荒唐，其實并不鮮見。著名經濟學家巴羅曾經在他的文集里不無自豪地提及他和愛爾蘭傳奇搖滾樂隊U2關于非洲艾滋病救助的爭論，當慈心仁厚的U2試圖說服巴羅參與改善非洲艾滋病患者生存環境的活動時，這位德高望重、學富五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守望者卻斬釘截鐵地予以了拒絕，因為“經濟學素養”使他堅信，所有減少艾滋病痛苦的努力都是對預防艾滋病的負面激勵，本質上是無益于消滅艾滋病的“蠢事”。
經濟學家們甚至會以為災害不是什么壞事，因為災害可以通過“創造性的破壞”
刺激災后生產，拉動經濟增長。這里的邏輯來自于所謂的“破窗經濟學”，打碎玻璃能夠產生玻璃生產需求，進而引致各種派生需求，無異于給經濟打了一針強心劑。
然而實際上，對海嘯或是艾滋病的災后救助在普通人看來是如此的理所當然，而災害本身更不會是什么大快人心的好事。為什么經濟學會如此薄情寡義？這必須得追溯經濟學的哲學根源。
我們這里說的經濟學，指的是源自于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西方經濟學，這門配置資源的社會科學是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這就注定了其世界觀的偏頗。就連經濟學鼻祖斯密本人在自己的另一本傳世著作《道德情操論》中也以“利他主義”為核心顛覆了自己的經濟學世界。
經濟學是一門以價格為中軸的社會科學，這一本質屬性決定了它的邊界。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價格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不能給生命標價，那么經濟學習慣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將無從施展。一味牽強地抬高經濟學的“顯學”地位，擴張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縱容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肆意滲透，只能得出有悖于人之常情的冷酷結論。
從大海嘯這一特殊事件看，經濟學分析是不合時宜的，在這里正如經濟學家邊沁所言：“衡量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經濟學標榜的“效用最大化”沒有市場。但海嘯畢竟是極端的特殊事件，在其他略顯平常的事件上，經濟學的突兀和冷酷是否因為不易察覺而被忽視了呢？這取決于研究對象是否處于經濟學分析的合理邊界內。
關于海嘯的經濟學分析至少提醒了我們，在面對其他諸如“擴大貧富差距有利于經濟增長、降低失業保險有助于充分就業”等稍顯另類的經濟學論斷時，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經濟學不是萬能的，經濟學家的話也并不總是令人信服的，沒有邊界的學科絕不是科學。
不過遺憾的是，正如凱恩斯所言：“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無論在當時是正確還是錯誤，都比普通的理解更為有力。”，這值得人們反思。
□程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