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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前不久，首鋼工學院組織學生獻血，計算機系大三男生劉強(化名)走進獻血室后發現，他的名字和身份證號都已在獻血表上填好了。“不是說自愿獻血嗎？這樣做，跟強迫獻血有什么區別？”劉強感到了一種被侮辱后的憤怒，當場撕毀了獻血表格。(《新京報》)
劉強為什么會感到被侮辱？因為義務獻血本質上是一種利他主義的行為。一個人愿意參加義務獻血，不是出于強迫，也不是出于獲取各種利益的自私動機，而是基于幫助他人的良好愿望。而學校事先填好獻血表，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根本不相信學生會有無私的品格，隱含著對學生人品的鄙視，這就難怪劉強勃然大怒。
這里牽涉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人性。近年來，伴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和經濟學成為“顯學”，“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是理性的”，這個著名的“經濟人假設”已經很少有人懷疑了。不僅如此，該假設還在很大程度上被絕對化、泛化了。很多高校為了完成“獻血指標”而采取的種種“措施”，包括威脅取消保研資格、扣發學位證、要求女生脫衣檢查身體等，其理由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出發點就是這個假設。
而學生的劇烈反應則表明，該假設并不能解釋一切，濫用這個假設不僅會侮辱他人，也會讓自己陷入尷尬。
其實，即便是“經濟人假設”的首創者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也還論證了人性的另外一個方面：人都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利他主義傾向。斯密本人也并不是一個不講利他的“經濟人”，而是一個享有大量捐獻美名的英國紳士。而且，斯密看重《道德情操論》過于《國富論》，甚至還在《國富論》首頁上著重標明“《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字樣。
而馬克思則用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定義，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在馬克思看來，人性顯然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歷史范疇。與此相關的研究也表明，人類天生就有“合作渴望”，“互惠和感恩是人類生產史的一個積累和沉淀，基因里保存著美德的密碼”，也就是說，包含著“利他”的合作和互惠本身就具有生物學基礎，是天生的。如果“利他”同樣構成了人性的一個層面，那么，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把“自私”看作惟一的人性呢？
近年來，中國大學偏重技術性、工具性教育而忽視人文德性培育的缺陷，廣遭社會詬病。而大學生怒撕“獻血表”的風波，折射出的信息是，本來應該以教育者身份出現的校方，其認識水平已經低于本來作為受教育者的學生，完全沒有培育人文精神的自覺。我不知道首鋼工學院將如何“處理”劉強，但我覺得他們應該為之汗顏并對自己的做法進行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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