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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以來，北京高校因組織學生獻血引發的爭議屢見于報端。有的學�！皬娖刃浴苯M織本科生獻血，否則不發給學生學位證；有的學校大四學生如果不獻血，將被取消預備黨員、入黨積極分子、保研的資格；有的學校要求對自稱“來例假”的女生脫衣檢查，以決定是否獻血，盡管幾所高校相關負責人均否認了媒體所報道的內容，但他們坦承迫于獻血指標而“倍感壓力”，“不得不想點辦法”，而這些獻血爭議多發生在畢業班，學生認為讓畢業班學生獻血有“不言而喻的含義”。事件背后則是，北京市獻血辦每年給高校下達占大三學生數
65%的獻血指標，而且指標多年未降。(據《新京報》12月20日報道)
筆者認為，高校指標獻血引發爭議的背后，是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產生的摩擦和碰撞。在計劃經濟時代，公民更多是以“單位人”的身份出現的，單位常常以行政手段強調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公民的權利意識則處于被壓制的狀態，獻血這種完全應該是公民個人自覺自愿的事情也以指標的形式強加在單位成員的頭上。可以說，獻血指標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遺風”。
隨著社會轉型，公民的權利意識逐步覺醒，同時單位對個人的控制能力也逐步下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經常發生沖突。義務獻血固然可以說是公民的社會責任，但這種責任是道義上的，而非法律上的�！吨腥A人民共和國獻血法》規定，國家提倡適齡健康公民自愿獻血，鼓勵國家工作人員、現役軍人和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率先獻血，但僅僅是鼓勵和提倡，要遵循自愿原則，如果學生不愿獻血，這也是他個人的權利，任何高校無權動用行政手段強迫學生獻血。
但是，出于對醫療臨床用血的需要，有關部門一直未曾改變高校的高比例獻血指標，迫于壓力，學校只能把這些指標強加在學生頭上�，F在，高校能對學生進行有效控制的也只剩下學位證、保研資格等為數不多的手段，因此，畢業班的學生很自然地成了獻血的主力軍。學校利用行政手段強迫學生“自愿”獻血的作法明顯侵犯了學生的權利，盡管這么做有助于社會公益，但是改變不了侵權的事實，權利意識逐漸覺醒的大學生難免對此產生反感、抵觸的情緒和作法，這就是高校頻現獻血爭議的社會背景。
指令性計劃獻血的體制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吻合的，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推行還會有侵犯公民權利的嫌疑，取消高校獻血指標是避免出現爭議的根本辦法。當然，這樣做短期來說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臨床用血的來源，但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手段加以解決。北航自2002年開始施行無償自愿獻血以來，每月逢4的日子里，部分同學都會主動來到定期開進校園的采血車，積極踴躍地獻血，這種作法就很值得其他高校借鑒。1993年以來，深圳從中國最落后的“貧血”城市逐漸變成中國第一個實現無償獻血完全滿足臨床醫療用血的城市，也有許多經驗值得其他城市學習。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實行多年的獻血指標也到了該取消的時候了。
(稿源：紅網)
(作者：莫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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