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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忠
就在中央高層高調嚴管土地之時，國內各大城市正忙于新一輪總體規劃的修編。但“總的傾向是過熱”，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不顧客觀條件極力把城市做大的趨向，“實際上是要爭取今后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拍賣，以獲得眼前利益�！眱稍涸菏�、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周干峙和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副院長董光器等專家指出了一些地方存在的誤區
：“西部一個省會城市的現狀是只有200多萬人口，可做規劃說2020年城鎮人口要達到1000萬，完全超出了實際可能”，“西部一個六七十萬人的城市，經濟實力十分有限，水資源短缺，但卻提出發展到300萬人的宏大目標；山東有一個縣，現在還不到10萬人，縣長卻下令修一條60公里長的環路，做一個200多平方公里的規劃”。（12月19日《瞭望新聞周刊》）
“總的傾向是過熱”，這就意味著規劃有失理性，貪大求高。一些地方的過分表現，儼然只有“人有多大膽，地劃多大圈”方可形容。
今年3月，國土資源部向社會公布了首批公開調查的山東省齊河縣政府非法批地案、陜西省周至縣政府非法占地案等五起土地違法大案的調查處理結果，有關責任人分別受到黨紀政紀處理。應該說，這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但不容否認的是，違法占地仍未停止，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說仍很猖狂。新一輪規劃修編中所出現的問題，不過是其縮影。
規劃修編，何以演化成“新圈地運動”，成了某些官員眼中的“圈地”良機？
按說，規劃都是中長期規劃，要在若干年后才會由藍圖變為現實，規劃實現之時往往已遠過了當下領導們的任期，按照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官場潛規則，領導們不該有這么高的熱情才是。但某些地方對新規劃表現出過分的熱情，卻說明規劃修編在某些方面暗合了官員們的利益。一方面，新規劃的推出廣受公眾的關注，會有極大的轟動效應，這也被某些官員認為是很大的政績。同時，新城區建設等能將政績顯性化，這也刺激著某些官員的欲望。另一方面，這與眼前利益還密切相關。相當大一部分城市的政府，還面臨“吃飯財政”的窘況，城市建設的資金，最主要的還是靠賣地的收入來獲得。于是，某些地方政府就企圖通過規劃修編來圈進更多的土地，從而解決建設資金問題。至于這是否在寅吃卯糧、涸澤而漁，則就無暇關注了。這兩個原因可以說相輔相成，都關乎官員評價機制及科學發展觀的樹立問題。
然而，新規劃究竟又是如何成為地方領導人拍腦袋、夸海口的產物的呢？
首先，這源于規劃修編的嚴格程序被某些官員看得可有可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規定，省和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一百萬以上的城市及國務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總體規劃，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審查同意后，報國務院審批；其他設市城市和縣級人民政府所在地鎮的總體規劃，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審批。另外，在向上級人民政府報請審批城市總體規劃前，須經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審查同意。如果都能依此施行，某些地方也不至于將規劃弄得那么不著邊際。而現實是，有的城市雖然也在報請審批，但卻是邊報批邊開工建設，事實上已是先斬后奏。
其次，專家和規劃人員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城市政府進行規劃修編，目前大多通過市場運作方式來獲得。這一運作模式有它的優點，但也有不容忽視的弊端。那就是城市規劃編制單位在市場競爭壓力下，受利益驅動，往往被動地接受政府規劃主管部門委托的規劃編制任務，無視城市發展的科學規律。一個個缺乏科學性、好高騖遠的“大規劃”的作出，無疑是違心地盲從領導的政績需求的結果。而作為專家，在規劃修編中，也未得到應有的尊重，領導的“一言堂”遠比專家的意見管用得多。
再次，公眾缺乏足夠的話語權。某些地方也對城市新規劃進行所謂的公示，讓市民提出意見和建議，但后半程的操作卻不透明，到底有多少人對新規劃表示反對，哪些問題被強烈反對或質疑，這些都不公布，最后只是籠而統之地說新規則得到了市民“一致”的擁護。而在地方媒體上，也鮮見對于新規劃的不同聲音。
“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顯然，某些領導對寶貴的土地并沒有這樣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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