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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都市快報》報道，近段時間，一些新人聽聞“寡年”結婚不吉利的傳言，紛紛搶在年前結婚。也許有人說，這是所謂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但無論如何，搶在“寡年”之前結婚的現象已出現。假如回顧一下過去的“寡年”(全年無“立春”的情況，在19年中便會出現7次)，我們發現今天上演的幾乎是與當年同樣的一幕。那么，這一幕所反映的是一種怎樣的國民心態？
我們沒有理由來指責為了規避“可能的風險”而做出婚姻決定的人，這不只是他們的權利，更是他對生活的自主解讀。但我們卻必須正視“寡年”之說所引發的這樣一種長期存在的、群體性的非理性行動。毫無疑問，搶在“寡年”之前結婚，與去年暴發的SARS對一個民族的傷害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受非理性信念的支配，形成廣場效應的非理性盲從，卻與SARS期間人們搶購藥物、陷入惶恐以及以鄰為壑的行為如出一轍。
假如SARS就是一面理性的鏡子，映照出了我們當下脆弱的社會心態，那么這樣一塊“寡年”的鏡子，則全面映照了一直伴生于我們民族的非理性心態。對此，有學者以“大國寡民”心態來為其命名。當社會已經走出了古代社會那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形態，當地球正在成為一個小小的村落，我們的國民心態卻依然沒能走出“寡民”的困境，現代國民意識依然沒能喚醒。
是否崇尚科學，是否具有對相關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是否具備相關領域“準專業”知識，是否具有穩定的心理素質，是否具備行為取向方面的能力……被認為是現代國民意識的一些要件。然而不論是SARS還是“寡年”之說引發種種非理性國民行為，我們都很少能感受到這樣的一種現代意識。
我國最大的危機可能來自國民心態。這是中國戰略與發展研究專家丁元竹在談到影響中國未來走勢的問題時指出的。丁元竹的研究被稱為“盛世危言”，但以國民心態而言，絕非“危言聳聽”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中寫道：“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與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國家。否則，即使經濟已經起飛，也不會持續長久。”這是值得警惕的。
不要淡然看待公民為規避“寡年”而做出的提前結婚之舉，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組織以及公民，正視這種現象背后的“寡民”心態，重視現代國民心態的培育，才可能尋求一種根本的改良，來應對并化解社會發展中的非理性風險。
□楊耕身(湖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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