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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
盡管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四年前牛群仍然順利當選為蒙城副縣長，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造牛運動”；四年后，盡管已有北京棋院院長的資歷和國際棋界的影響力，謝軍卻因為筆試成績未進前五名，未獲面試資格，無緣北京市體育局副局長的職位。(《新京報》11月25日)
牛群是娛樂界的大腕，謝軍是棋界的明星，這兩位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名氣和各自領域的影響力可謂旗鼓相當。然而牛群當年順利任職，謝軍本次無奈落選，卻絕非僅僅是牛群的幸運抑或是謝軍的不幸，這種變化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們在體制外選拔官員的方式正走出盲從、走出朦朧，逐步走上了正軌。
程序上的公正、公開應當是體制外選拔官員、引進人才的底線。牛群當年順利通過蒙城縣人大表決，當選為副縣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當地黨委和政府的推動和“引薦”。未經常規的提名、考評、征求意見，這種“空降式”的任職程序當年備受置疑，但是卻無奈地讓位于當地政府的“宏觀考慮、大局為重”。而縱觀謝軍的“備考”之路，卻需要經過自愿報名、資格審查、筆試、網站公布筆試成績及名次、公布面試人員名單、面試、組織考察這一系列看似“繁瑣”的步驟，盡管最后沒有進入面試，但是老百姓看得見、易知曉的選拔程序從根本上保障了本次體制外選拔官員的公正與公開。正是“程序上的公開與公正”，排除了選拔過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響，把“名人效應”降低到最低點，這也是為什么牛群能憑借名氣當選，而謝軍卻沒能從名氣上沾光的重要原因。
理性看待“名人效應”是體制外選拔官員、引進人才的應有之義。體制外選拔官員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干部結構，加強執政能力，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絕非“選明星”、“選學位”。牛群的先例和謝軍的嘗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來，“明星從政”、“博士做官”一度蔚然成風，經過實踐的檢驗，既有成功的做法，也有失敗的先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依法行政，政府定位于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提供者。因此，作為政府的有機組成部分，“官員”的首要職責應當是“服務”而絕非“作秀”。無論是體制內選拔官員，還是體制外引進人才，如果忽視了“服務”對政府的重要性，而把“名氣”與單純的“學位”等非理性因素納入選拔的標準，無疑在選拔的初衷上就走偏了道。“官員”的報酬來源于民眾繳納的稅金，選拔的費用也是由民眾“埋單”，因此，選了什么樣的官、選的官干了些什么，民眾都有最起碼的知情權，而評價官員最基本的標準將是公共管理的水平和社會服務的質量。民眾的訴求從根本上就要求在選拔程序上做到公開，在選拔標準上更趨理性。
對“明星從政”、“博士做官”我們并不能一棒子打死，完全否定；只要符合程序公開公正并排除了非理性的選拔標準，當選者如果是明星或者博士，可能更容易得到民眾的支持，更能促進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對于選拔者而言，借鑒牛群卸任時的經驗教訓，鼓勵謝軍落選后的積極心態，對于進一步規范體制外選拔官員的程序、標準和目標，無疑具有與眾不同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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