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都市報/劉洪波
寫過“憤青”的愛國(見11月22日本版)，收到一些朋友的建議，認為還該寫寫“憤青”的正義。
當然，“憤青”是很有正義感的，這一點非但“憤青”自己來看確鑿得很，我也一
點不懷疑。為什么“憤青”往往怒不可遏呢，因為他們愛國心最切，正義感最強，心里他們是這樣想的。網(wǎng)絡上時常可見到“憤青”的揭帖，“如果連憤怒都沒有，還算中國人嗎？”看看，做一個中國人真是再簡單不過了，一直憤怒下去就夠了。此種憤怒，據(jù)說不是“私憤”，而是“義憤”，不是為一己之事而憤怒，而是為國家利益而憤怒，此乃“義”之所在。
戰(zhàn)國時期，魏國人唐雎出使秦國，與秦王爭國家利益。秦王威脅，閣下不知道“天子之怒”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說，那大王是否聽說過“布衣之怒”呢，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時代，“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的布衣之怒，與“伏尸百萬，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都被視為野蠻行為。而“憤青”不然，他們把“愛國義憤”的旗幟一張，就可以大過“殺光××鬼子，奸光××女人”的口癮。在他們看來，以前我們受過怎樣的害，現(xiàn)在讓他們受同樣的害，“搞還原”了，正義就實現(xiàn)了。
當然，他們也不會放過自己的同胞。“憤青”在網(wǎng)上的揭帖，常常要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開除別人的國籍。“連憤怒都沒有”的，不算中國人，這是不用說了。如果“憤青”寫了一篇文章，或者轉(zhuǎn)帖了一篇文章，會說“是中國人就看”，不看的，就不算中國人了；或者說“是中國人就不要刪除”，結(jié)果刪掉其狂呼亂叫的人又不算中國人了。不算中國人，后果如何呢？“人人得而誅之”，這是比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宣布對一個人的“除罰”還要厲害的。宗教裁判所說一個人要接受“除罰”，就是宣布他不再是上帝的選民了，他得接受世俗政權(quán)的審判，于是火刑加身，但火刑也不是誰都可以執(zhí)行的。“人人得而誅之”，誰都可以來殺掉，當然只是語言層面的暴力，但所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狂亂實在是登峰造極。
假想的正義感，使“憤青”找到了現(xiàn)實生活的卑微與痛苦的麻醉品。他不再為現(xiàn)實而苦惱，不再為社會底層的真實生活而感傷，哪怕他處在非常不好的境遇，也不會感覺到這有什么問題，他可以把這作為實現(xiàn)更大目標的必然，也可以用“義憤”將其置換掉，因此，“義憤”成了個體自主精神的代用品。只要允許他從事“義憤”——這種使他體驗到“偉大”與“英勇”的活動，他寧愿無視不好的事實。
然而，正義到底是什么呢？正義是以國家或者民族為寄生場的價值觀念嗎？這還是一個問題。某國殺過某國的人，這是不正義的；然而被害的再殺過去，難道就是正義？如果這樣算是正義，那么人類就永無寧日了。
兩千多年前，雅典人因為自己的殖民地米洛斯竟然與斯巴達結(jié)盟而“義憤”大作，公民大會討論該對米洛斯人進行怎樣的懲罰。爭論的一方認為應當將兩萬多米洛斯人全部殺掉以儆效尤(大致合乎“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之意)，另一方認為可以赦免，令其悔過安撫其他屬邦。他們都是在維護“正義”，而這個“正義”的全部意義就是雅典的利益。對雅典來說，公民大會決定殺死兩萬多米洛斯人，或者決定不殺死兩萬多米洛斯人，都是正義的。正義本是一種超越性的價值，卻為城邦界線所限定，城墻國界變成了偏見的洞穴。面對這樣的洞穴，哲學家蘇格拉底寧可被認作不合格公民，也不去行使“神圣一票”的權(quán)利。
“憤青”是一群居住在偏見的洞穴中自得其樂的人，當他義憤無邊地大叫其“正義”時，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偏見。偏見如果建筑于國家與民族基礎(chǔ)上，可以視為一種正義，這是“憤青”的正義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