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商人，必須在中國社會的轉型中贏得更真實的價值認同，才有可能在所謂“中國崛起”的上升道路上，貢獻主流價值
文/本刊專欄作家 袁衛東
如果說，有什么能夠展示，一個中國本土企業在2004年遭遇的戲劇性轉折，TCL集團董
事長李東生應當是最為合適的一個人物。
一個層面是，在10月，當讓·雅爾在紫禁城電子音樂會上，用生硬的中文說到“法國與中國心心相印”時，當法國總統希拉克，率領龐大的法國經貿團踏上中國之旅，在中法靠近的大國戰略脈絡中，李東生又一次“紅”得耀眼。
簡潔地說，在中法戰略靠近的大政經背景下，TCL跨國并購對象恰好是兩個法國企業的事實，將李東生與TCL推上前臺，成為中法交流中的“明星”。
李東生不僅變身為“法國文化年”中國區榮譽委員會主席，而且法國總統希拉克在巴黎愛麗舍宮親自授予其國家榮譽勛章，而在希拉克訪華期間，李東生受邀不斷出席重大的國事活動場合……這讓李東生儼然已經超越一個商人的地位，在迅猛而來的中法交流的政經熱潮中，贏得一份前所未有的尊榮。
而這一切變身，皆來源于李東生2002年以來所選擇的戰略競爭：對內，改制突圍國有體制；對外，以并購消費類電子的國際品牌作為中國本土企業的國際化戰略突圍。李東生的選擇，立即成為中國企業戰略突圍的一個新標志，影響了一大批中國大企業的選擇，諸如，美的與東芝開利合資，康佳與日本某企業合資，甚至現在廣泛流傳的聯想與IBM的“PC合作”……當然，沒有誰能在這樣的變身中，獲得李東生這么耀眼的矚目。
但人們不應失去的一份清醒是，一個本土企業家在大國戰略中順勢出演的角色，既顯示了其踏上大國戰略靠近的幸運一面，同時也是洞察真實中國競爭力的切口。一方面中法戰略靠近的大政經熱潮，為TCL這樣的中國企業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機會和氛圍。另一方面，從TCL所謂國際化的跨國并購中，可以反推所謂中法戰略靠近大脈絡中，真實的中國企業和國家產業競爭力處境：中國企業所并購的是法國處于競爭力衰弱的部分，而在其強勢的產業部分，中國只是一個大訂單的買單者。
而且，李東生也清醒的意識到，消費電子在全球范圍半個世紀以來的殘酷競爭，滾落到中國人手中的機會，還是我們的低成本競爭力使然，而背后是中國企業核心的科技和品牌創造力的缺乏。而這都是任何大國政治難以幫助的層面。
另一個層面，是在此之前席卷整個大陸的“郎咸平事件”。在這場大爭論中，TCL不僅被卷入郎咸平所指的“民企和國企聯手盜竊國有資產”的漩渦，而且TCL改制也是郎指名道姓批判的大企業對象。
在此之前，以堪稱作為老道的政經平衡高明方法，成功改制TCL的李東生，被視為中國企業界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我曾以此評價李東生是在中國大政經變遷的波浪和陷阱中，深諳中國所謂漸進改革精髓的人物，將實際是革命的“民營化”轉變為現實中可以操控的“贖買”。在李東生以阿波羅登月計劃，奠定其改制TCL的大局時，當時的“十六大”，宣稱“讓一切財富充分涌流”，中國企業界曾為之歡騰。李東生為此曾自省說：企業家不要占據舞臺的中心。但這份自省并不能阻止什么。劇烈的中國轉型中，所蘊含的利益和價值的分裂，還是以一場貫通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和社會的大辯論，引爆了早已洶涌燃燒的憤怒地火。
20年中國社會變遷的交鋒之后，中國企業主流價值在這一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公眾懷疑，當年生機勃勃的創富運動，已然被指證為“強盜資本家”式的掠奪，財富英雄，已蒙上“竊國大盜”的陰影，這堪稱是一場中國企業價值體系的塌陷。而對于這一場正在擴大的中國企業價值認同的危機，那些步英國人胡潤后塵的富豪榜，即使披上社會責任也無濟于事。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李東生國際化所面對的極度反差：在外，越來越受到國際關注的TCL國際收購，在國內，投資者卻不斷用腳投票，TCL集團的股價跌勢不止；在外，法國總統希拉克以國家榮譽勛章，表彰其領導的TCL成為中國崛起的大企業，以及對中國的貢獻；而在國內，李東生曾處于一場前所未有的企業價值危機漩渦。
這顯然已經事關20年的中國商業變遷之后，最為基本的命題，中國商人的角色到底何為？
如果，對于大企業的領導者而言，他們既不是美國自由企業的超級CEO，也不是拯救法國國有控股公司的阿爾卡特的謝瑞克；那么，他們是誰呢？一直追尋中國企業家基因的吳曉波，在《被夸大的使命》中，面對20年來中國商界眼花繚亂的變身，最終斷然宣布：“從來沒有出現過儒商……我們錯誤地把一種不可能的社會責任賦予到了企業家身上……在所有的錯誤中，儒商是最美麗的‘幌’。”
在全球競爭力的版圖上，一度以美國商業英雄自比的中國企業家群體，一度以美國商業史為藍本的中國商人，必須在中國社會的轉型中贏得更真實的價值認同，才有可能在所謂“中國崛起”的上升道路上，貢獻主流價值。
而身負多重象征的李東生，必須在這一場前所未有的跨國并購中勝出。這應當是為數不多的能證明中國商人能夠承擔更大責任的機會。
袁衛東，《南風窗》雜志主筆。對大政經背景下的中國商業史研究持有濃厚興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