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暮美人”張五常 教人怎能不失望

　　劉正山/文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強調一點，我不是全盤否定張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較欣賞張五常，只不過我所欣賞的1983年以前的張五常。我曾經兩次撰文討論五常先生之“是”——在《何必為難張五�！分�，我說“憑他在報紙上發表的學術散文，就評論他的學術，是不負責任的，也是思維方式的錯誤。”我還說，“貢獻最大的要算經濟思想，其次是技術方面的 東西。而張五常是極少數的對經濟學思想很有貢獻的人，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中，有很多卻是僅在技術方面有貢獻的，當然，沒法同張比�！蔽疑踔吝�說，“為人狂放或偶爾胡說八道，并不是問題的根本。凡是做學問到一定程度，都未免行為不合乎俗套，不懂得謙虛�！蔽易龅摹妒澜缰�名的6位華裔經濟學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后的張五常，特別是給報刊撰文(隨筆)的張五常，和在內地高校做演講的張五常，日益偏離學術軌道，不再“偶爾”胡說八道，而是經常的不知所云，誤導內地學子，其受害者如薛兆豐等，只知道拾其牙慧，不知道精華與糟粕，一并承繼，甚至采用詭辯的手段，玩弄概念，讓更多的學子甚至學者受到誤導。

　　我實在看不慣五常先生的自我吹噓，看不慣一大批學者的盲目崇拜，所以，我不怕自己學識淺陋，在這里捉刀討論五常先生之“非”。不足之處，請方家指正。

　　第一，五常先生，你為何不懺悔？

　　《北京晨報》2002年4月25日《點評中外經濟學人士，張五常在北京說什么了？》的文章稱，張五常在演講中說，他可以和聽講者下注賭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學問了，我從來沒有看錯過。1981年我就預測過中國的發展，白紙黑字；1986年我發表文章《日本大勢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問我，他們的經濟何時復蘇，我說最早要到下個世紀初；1996年我說香港要有10年的經濟不景氣。我不是看風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條件的轉變”。

　　五常先生所說的“1981年我就預測過中國的發展，白紙黑字”，白紙黑字固然不錯，但這個推測的結論并不新鮮。其實，市場化的改革，大陸的經濟學者早就提出來了。如1950年代孫冶方、顧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1979年劉國光、趙人偉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商品經濟。不同之處在于，五常先生運用的是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分析范式，而且論證更有說服力。當然，我沒有否認，在五常先生的那本書中(《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在經濟學理論及其運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創新，一些觀點而今讀來仍不覺過時，我只是說，其結論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說的“我搞了四十年學問了，我從來沒有看錯過”，非常值得懷疑。作為有良知的人，不應該忘記，當年五常先生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給我們帶來的危害甚至災難。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4月27日《張五常中山大學講演(全文)》，五常先生說——“弗里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钡降资窃鯓拥囊粓F糟呢？五常先生沒有交代。這里不妨簡短介紹——當時3000億元(人民幣)的居民存款，數量級遠遠低于1992年的10000萬億元，更低于目前的10萬多億元，竟然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在貴州那樣的窮地方，居民竟然搶購毛線！這次改革，導致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一次經濟失控，社會動蕩，甚至引發了后來的政治風波。

　　但五常先生不認真檢討自己的錯誤，不進行任何的反省，反而且變本加厲，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計劃經濟和政府管制，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而否認其已經在許多方面被濫用，繼續鼓吹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實現“制度變遷，產權革命，與國際接軌”。五常先生于1990年甚至“大膽”預測，中國經濟九十年代必將大幅度下滑，少說也要餓死二億人！現在已是2004年，時間已過去14年，我們反而人丁興旺！

　　　 遺憾的是，五常教授沒有任何悔改的意思。2003年6月27日的《蘋果日報》上，他發表的《佛老用不著耿耿于懷》的文章說，“兩件事使佛老表示對自己的判斷失去了信心！”其一，弗里德曼(即五常所說的“佛老”)的貨幣理論運用于實踐中，以失敗告終；其二，弗里德曼對歐元的預測錯了。五常先生辯解說，“我認為佛老的思維沒有錯，失靈非戰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轉變他看不準。大師就是大師，理論沒有錯，只是一時大意，摸不準世界大變，也低估了政治的復雜性�！笔堑�，你可以將問題和責任推到“一時大意”、“摸不準世界大變”、“低估了政治的復雜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你或者“佛老”做的決策建議等所造成的巨大損失誰來承擔？臺灣的高希均先生曾經說，決策失誤比腐敗帶來的損失更大。五常先生對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乃至經濟學的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是否超過了官僚的腐敗，自有公論！

　　第二，五常先生，你為何“李冠張戴”？

　　五常先生常常將他人的成就或者發現說成自己的。如《經濟解釋》卷一《科學說需求》第六章第五節“多質的需求驗證”，不符合史實的地方就很多。

　　張五常先生在這節所討論的“需求假說”，其實早就被學術界稱為“艾智仁—艾倫定理”(The Alchian and Allen Theorem)了，用簡潔的話語描述就是：當同等的附加費用被加在兩個相似的產品價格上的時候，消費者將增加對質量較高產品的相對消費量。于是，相對優質產品往往被運往其他地方銷售或者出口。

　　張五常先生認為，這個“需求假說”發表的時候，討論的產品是“加州的橙”，而不是蘋果。但為什么后來這個產品事例都變成了蘋果？張五常先生說，是因為“艾師的假說發表后，兩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不同意，為文反對。我的一個學生(J.Umbeck)加入筆戰，橙就變作蘋果。今天行內的老生常談，是蘋果而不是橙了�！�

　　我沒有找到艾智仁與艾倫的文章原文或翻譯文本，但是所查閱到的資料表明：(1)“艾智仁——艾倫定理”最早的出現，是因為一位署名為M.W.P的讀者給《西雅圖時報》的一封抱怨信，艾智仁與艾倫作為對該讀者答復而提出了這個定理。M.W.P當時抱怨說，當地市場上出售的華盛頓產的蘋果又小又難看，而他的朋友們送給他的、從果園剛采摘的蘋果，至少是當地水果店出售的蘋果的4倍大。優質蘋果都到哪里去了？艾智仁和艾倫的解釋是，如果在當地購買一個優質蘋果要花費10美分，而非優質蘋果需要5美分，那么，吃一個優質蘋果與吃兩個非優質蘋果所花費的貨幣量相當。如果將一個蘋果運到中東的運費是5美分，那么，在中東，一個優質蘋果的價格將是15美分，而一個非優質蘋果的價格將是10美分。于是在中東，吃兩個優質蘋果的花費就相當于吃三個而不是四個非優質蘋果。所以，加上運費，在中東，盡管兩種不同質量的蘋果價格都提高了，但優質蘋果相對變便宜了(Borcherding和Silberg，1978年)。

　　(2)芝加哥大學的兩個教授J.Gould與J.Segall發表的質疑“艾智仁—艾倫定理”的文章，時間不是“七十年代初期”，而是1968年。發表的雜志是《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文章的題目是“The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Costs”。這些，張五常先生的文中沒有提及。

　　(3)J.Umbeck的確是張五常先生的學生(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我略有懷疑，后來查證屬實)，但是，他參戰的時間是1980年(文章發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年2月號)。而此時，“芝大的兩位仁兄(J.Gould與J.Segall)”對“艾智仁—艾倫定理”的質疑，已經在1978年被Borcherding和Silberg評判并解決了，“艾智仁—艾倫定理”也被他們修正了(見后文)。而且，J.Umbeck的文章主要是將“艾智仁—艾倫定理”擴展為稅收理論。

　　張五常先生稱：“芝大的兩位仁兄(J.Gould與J.Segall)......他們錯了的是舉出的反證實例：龍蝦在波士頓原產地最可口，蔬菜在農村原產地比城市的好吃。這兩個反證例子不能成立，因為龍蝦與蔬菜都是以新鮮為上。波士頓的龍蝦運到香港來，其肉縮水會少了三分之一。”張五常先生聲稱這個觀點是自己想出來的：“我自己當年為這個問題想了很久，若干年后才想出‘有質’量與‘委托’量這個重要分別，才知道蘋果的只量是‘有質’與‘委托’的合并。糖分委托于只量，問題就清楚了�！碑斎唬�更有意思的是在這節的第一段，張五常先生說：“我在這里把艾師的假說略加修改，作點補充，然后一般化地表演一下�！�

　　但是，Borcherding和Silberg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年2月號上發表的題為“Shipping the Good Apples Out:The Alchian and Allen Theorem Reconsidered”中已經指出，“芝大的兩位仁兄”J.Gould與J.Segall對“艾智仁——艾倫定理”的指摘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艾智仁—艾倫定理”假定產品在運往目的地的過程中沒有發生諸如損壞、腐爛或其他質量上的變化。五常先生“多年思考”得出的觀點，早已被前人解釋過了。

　　張五常先生的其他文章也存在類似的“李冠張戴”。如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中譯本的序言中，張五常先生寫道：“我朝夕思索三個多月，反復推斷，但是片段的分析總是連不上。幸而在五月的一個晚上，我無意中將交易費用一分為二，一個較為完整貫通的理論總算顯現出來了�！睆埼宄Ｏ壬�所謂“將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即是后文所說的兩類交易費用：(1)一個制度在運作時所要付出的費用；(2)采用某個制度或者制度在蛻變時所要付出的費用。換句話說，就是制度運作費用和轉變現存制度的費用。這個“交易費用二分法”，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無疑是個重大貢獻。但問題在于，張五常為什么苦思冥想三個多月而不可得，只在偶然的情況下才得出這個“二分法”？要知道，這個“二分法”已經清清楚楚地寫在科斯1960年發表的經典文章《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里面�？扑沟脑�文(《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們必須考慮各種社會格局的運行成本(不論它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管理機制)，以及轉成一種新制度的成本......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變”。

　　第三，五常先生，你的理論還神秘莫測嗎？

　　五常先生在內地“巡回”講演的時候，經常夸耀自己的學術成就，說自己在這個方面超過了某某，在那個方面超過了某某，或者說自己某篇或某些文章的引用率超過了某某......。在當年，五常先生的大作頗有創見，也對某個學派頗有貢獻，但是，當年的觀點，而今不再讓人高不可攀，不再神秘莫測。再說了，你的成就，不需要自己宣傳，后學必然記著。但如果自己四處廣告，效果未必好，甚至容易走向反面，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句話，值得我們每個人銘記。

　　我們不妨就五常先生的一些作品進行一番分析。

　　1.《佃農理論》

　　五常先生最得意的作品，恐怕是《佃農理論》了。不可否認，該書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巨大，他對于科斯、阿爾奇安等開創的交易費用、產權等新理論或分析框架，應用來解釋現實問題；并且，在理論的運用過程中，對理論作出了一些發展和創新。

　　其實，《佃農理論》并不神秘，也不復雜。正如一位名叫fulee的網友所指出的那樣，200多頁的論述，幾句話就可以說完——《佃農理論》的首要前提假設便是“交易成本為零”。交易成本為零，就是指調整到效率最大化的交易成本為零。換句話說，如果此時交易沒能效率最大化，那么交易成本就不為零。因此“交易成本為零”等價于“交易效率最大化�！奔热唤灰仔�率已經最大化了，那任何對此交易的改動，一定不可能使其效率更大。否則就不是“最”。因此政府試圖通過減租來促進佃農合約效率更大，是不可能的。要么效率不變，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降低。

　　但是，五常先生的佃農理論是錯誤的。一是與實踐不符。正如臺灣學者陳昭南等所指出的，五常先生推導出臺灣土地改革不需要進行的結論與實際狀況不符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的中文版《佃農理論》第279頁，易憲容先生也承認了這一點。

　　二是五常先生的佃農理論為什么與實踐不符？因為他的理論錯了。不可否認，五常先生使得契約理論復興了。但是，Stiglitz在1974年指出，分成租佃契約的重要問題是他們是不完全的，他們不能詳細地規定在每一個自然態中工人所要完成的勞動的數量，因為努力的水平是無法觀察到的。進一步來說，即使努力的水平可以觀察到，由于在第三當事人的面前證實工人沒有按照契約規定的努力水平付出勞動存在的困難，履行契約同樣存在困難。

　　2.帕累托最優在現實中處處滿足嗎？

　　五常先生在1998就任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時，發表的演講《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在這篇演講中，張教授稱：在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帕累托最優是應該被重新理解的。在現實經濟中帕累托最優是處處滿足的。如果認為帕累托最優條件沒有被滿足，則是因為我們忽略了某些特定的約束條件。譬如自助餐(這個例子，最早似乎出現在五常先生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書)，用餐者的最后一口的邊際效用為零，而食物提供者的邊際成本卻大于零，這是和帕累托最優條件相違背的。但從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自助餐的形式節省了等候和伺候顧客的費用，而且這種費用的節省一定是大于限制顧客消費的“浪費”，因此帕累托最優仍然是滿足的。

　　張五常先生的觀點存在著明顯的漏洞，他將帕累托最優與納什均衡混為一談了。如果交易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是雙方自由選擇的結果，則無論如何，都滿足帕累托最優的條件；而對于那些非自愿交易，顯然不可能實現帕累托最優。比如說，楊白勞欠了黃世仁一筆巨額債務，沒有能力償還，黃世仁便強行讓他在契約書上摁手印，將女兒賣給黃世仁抵債。這種交易，雖然實現了均衡，但絕對不是帕累托最優，無論你考慮什么樣的約束條件。類似的例子很多，如你在辦公室抽煙，我卻因為不得已的苦衷而只好忍氣吞聲，這也實現了納什均衡，但不是帕累托最優。

　　第四，五常先生，教人怎能不失望

　　本來，學者應該是端正做人、謙和、為人師表，但是，五常先生在這方面讓我們很失望。2003年，新聞媒體傳出了五常先生涉嫌在西雅圖賣假古董案件和因少報7000多萬元稅收案件遭美國司法部門通緝。直到現在，五常先生還躲藏在大陸，不敢回香港，擔心被引渡到美國，進監獄。

　　也許，誠如五常先生所言，他不明白美國的稅法或者他是被人陷害等。但是，從他的一些文章中也難以看出他的正直來。五常曾經多次說他的《佃農理論》開創了合約經濟學，書中的一個注腳啟發后學，使得博弈論“卷土重來”....，真相如何，自有公論。但是，我所不明白的是，五常先生為什么非要同亞當.斯密、薩繆爾森和科斯等人物比較(前文有所論及)。比古人看得遠，本來也不值得驕傲，而且也是再也正常不過的，畢竟，你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的。比前人看得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而且，一些學術貢獻本非自己所創，何必給自己臉上貼金(參看前文)？你當我們都是白癡、不會分辨是非么？

　　還有，五常的文章和演講總是在炒冷飯。他總是喋喋不休地廣告他如何與赫舒拉發、科斯、阿爾奇安、弗里德曼等學者的交往，如何獲得他們的賞識和好評。也許，五常先生“美人遲暮”之感日強，于是加緊自我鼓吹，一方面是學術的吹噓，另一方面是媚態的顯露和張揚。鄢烈山先生曾經在《中國經濟時報》揭露五常先生“中國高層無腐敗”的妄語，這里不再重復引用。讀者還可以閱讀他的《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2年2月)，該書后半部分一些文章中的一些諛詞，完全是主流大報上的腔調，五常與陳寅恪先生所鄙視的那種“曲學阿世”之徒，有什么區別？為了節約篇幅，我就不抄錄那些拍馬屁的肉麻話了。

　　我還記得，中山大學教授王則柯曾擔憂張五常會誤導大陸學生。我可以肯定地說，五常先生帶來的誤導效應已經出現了。薛兆豐、王玉霞等，就是受五常先生思想毒害的典型。譬如，薛兆豐，在大陸頗浪得“張五常高足”的虛名。盡管說，他將五常先生的行文表述方法學習了個十足，但是，觀點卻是謬誤與昏聵并存。我曾經在《評薛兆豐著<經濟學的爭議>》中對其觀點進行過批評，我那篇文章的觀點這里不再重復。這里只提出一點，兆豐在賴以成名的微軟壟斷案文章中，破綻百出。其實，他連“自然壟斷”的概念都沒弄清，就敢信口開河地說：“在國外的經濟學家有普遍的共識，自然壟斷跟政府造成的行政壟斷是不一樣的。自然壟斷是消費者投票投出的結果……”。稍微懂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或者不懂經濟學的人，只需要翻閱經濟學教科書，就會發現，其對自然壟斷的解釋與兆豐的大相徑庭。兆豐將微軟公司說成“自然壟斷”，然后替其辯護，這是多么幼稚的硬傷啊！兆豐的經濟學是不及格的。

　　行文至此，提醒一些學者和學子，對待“名人”、“權威”，要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