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晚間，央行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20日，國務院又出臺了16項措施穩定物價。面臨“通貨膨脹”這頭猛虎，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指出，央行已開始回歸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中來，同時建議：第一，央行盡快實施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調整，回籠過量貨幣；第二，推進相關領域的改革，構建新的“池子”。

　　瀟湘晨報：與加息相比，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能不能有效地回收市場上的這些貨幣？

　　匡賢明：我們在反危機中實施的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客觀地說是造成當前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當前的通貨膨脹形勢下，社會對加息的呼聲比較高。但通過加息冰結過量貨幣，不能不考慮到美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外部環境。加息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帶來更多的熱錢流入，這同樣也會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因此，央行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是在有限的調控手段中的最優選擇。貨幣政策的調整與轉向只能逐步，而不能急速轉向。

　　此外，品味一下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的表述就會發現，在“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方面，中央已經把“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作為四大宏觀目標之首。這也意味著反通脹是未來幾年的主要目標之一。由此決定了貨幣政策調整可能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

　　瀟湘晨報：與2007年底的情況相比，目前的情況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匡賢明：雖然都是表現為通貨膨脹，但其根源不同。2007年底全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投資過熱，為此當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的宏觀政策，尤其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而當前情況是市場流動性過熱，是貨幣過多帶來的通脹壓力。宏觀調控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把過量的貨幣盡快回收。我們當前面臨“兩難”，主要表現為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通過行政手段控制物價上漲，短期內效果大，但副作用明顯；通過貨幣政策等經濟手段有一定的政策滯后性，在短期內效果有限。

　　瀟湘晨報：有什么辦法能夠很好地解決“兩難”問題？

　　匡賢明：“兩難”的根源在于我國宏觀體制還不健全，從我國仍處于轉型的特定背景出發，治理通貨膨脹的根本方法還在于加快改革。例如，盡快改革當前的結售匯制度，為加息創造空間。這一點見效最快。再例如，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構筑新的“池子”。過量的貨幣為什么集中流向房地產、生活必需品領域？就是因為相當多的貨幣，尤其是在民營經濟手中的貨幣，無法進入到壟斷行業中進行投資。投資渠道的狹小，迫使過量貨幣涌向消費領域。目前看來，僅放開壟斷行業準入門檻已經遠遠不夠，反壟斷需要從消除門檻轉向出臺鼓勵和吸引政策，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壟斷行業投資。以此構筑一個新的“池子”，容納過量貨幣。從我國發展趨勢看，這個池子完全有能力容納43萬億的超發貨幣。

　　瀟湘晨報：如果央行實施緊縮的貨幣調整，會不會導致國家的整個經濟下行？

　　匡賢明：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看。第一，未來經濟增長并不越高越好。未來幾年宏觀經濟增長保持在7%-8%左右比較合適。因此，從兩位數的增長回調到8%左右的增長，不是壞事。第二，增長更要看中長期的趨勢。央行實施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不會對中長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需要投資的地方還很多。例如，我的一個初步測算是，“十二五”要構建起“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需要財政投入20萬億。再從城市化角度看，未來幾年是我國城市化率加快推進的時期，如果戶籍制度等有實質性突破，2015年城市化率有可能達到55%，這意味著將近有1.3億農村人口要轉移到城市中，由此帶來巨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因此，中國經濟中長期的可持續的增長仍然是可以預期的，完全不必擔心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對實體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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