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底能不能出臺現在很難說，即使出臺我認為它也是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的。”一位多次參與討論《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有些悲觀。他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公諸于眾，很大原因就在于這種模式下部門之間的利益較量。在部門分割的體制下，部門之間缺乏規范的磋商溝通機制，牽頭部門往往需要付出極大協調成本，加上部門之間利益的博弈，改革方案的出臺極其困難。(8月31日《中國經濟周刊》)

　　從2004年發改委操刀收入新政，迄今為止已經歷時6年，中間先后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此前有消息稱，改革方案年底將面世，一時讓公眾寄予厚望。如今看來，公眾實屬過早樂觀。

　　其實，稍加梳理即可發現，任何一項關乎公共利益的改革，都存在利益博弈的情況。當初，醫改方案為何難產？這是因為受制于各部門之間的博弈。正如數年前，全國政協委員方廷玉指出：“一個醫改方案，十四個部委一起討論了一年，至今還不明確。什么原因？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和統籌，互相扯皮，各有各的部門利益。如果不成立一個權限高于各部委的領導小組，很難協調各方意見。”

　　利益博弈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益博弈危害公共利益，即一些部門、一些人只顧自身利益，或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小圈子利益，不惜危害公共利益。“許多行政機關對待有利的職責(收費權、審批權、處罰權)，就像橄欖球比賽一樣，你爭我奪；對待利益不大的職責，就像擊鼓傳花一樣唯恐落在自己身上”，曾有學者對部門利益膨脹現象，作如此辛辣的描繪。斯言不謬！不僅醫改難以推行是這種情況，當初《反壟斷法》的遲遲不能出臺，也與許多部委都想行使主導權有關，在權力難以分攤的局勢下，各部委互不相讓，毫不退縮。

　　那么，面對利益集團的不斷坐大，面對正常的利益博弈日益發生異化，面對公共利益一再受到傷害甚至被邊緣化，該如何推行相關改革，堅決捍衛公共利益呢？在筆者看來，將利益博弈公開透明化是一個層面。這些部門都是誰，如何博弈的，應該將細節公之于眾，這就有利于公眾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關鍵是賦權于民，強化公眾的力量。另一個層面是，國家要有改革的決心和手段。有人稱，“對高收入群體的二次調節，最重要的手段還是打破壟斷，但這需要時間和智慧”，改革固然需要時間和智慧，但歸根結底需要決心和行動。

　　當然，還需明確一點，更徹底的舉措是改變“推動改革的方式”，即改變“由一部門牽頭、多部門參與”的改革模式。究其原因，正如專家所稱，在部門分割的體制下，部門之間缺乏規范的磋商溝通機制，牽頭部門往往需要付出極大協調成本，加上部門之間利益的博弈，改革方案的出臺極其困難。這種模式是我們國家政策制訂中最常用的模式，這種模式下，每個部門往往都只從自己的角度去考慮。有關專家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在調整利益結構分配時有人提出，壟斷行業現在都是國企，超額利潤要回歸社會，因此國企要提高上繳的利潤到50%。但國資委就不干，它要維護國企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臺，恐怕也會“各部門是相對滿意的，但老百姓可能不會滿意”。

　　悠悠萬事，公共利益最大。收入分配改革關系到公平正義，不能因為利益博弈就停留，更不能因為阻力大，就迎合利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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