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比例過高，國人享受到的社會福利水平卻相對落后，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必然制約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從國外經驗看，減稅是必要之舉。

　　今年1到5月，我國財政收入達到5萬億元。而預計到今年年底，全年財政收入規模將達到8萬億元，這意味著中國的財政收入數量將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

　　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表明“國富”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富”的積極意義不容置疑，但是其負面效應也同樣不應忽視。如果將8萬億元的天量規模作為轉折點，那么國民財富分配格局的再調整已勢在必行。

　　“國富”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集中全社會資源去應對突發性危機。從2008年開始高達4萬億的資金投入，使得中國經濟能夠在金融危機之下，率先實現企穩復蘇，并最終保持高速增長。當下，歐洲經濟體陷入財政壓力之中不可脫身，美國也不過是在靠印刷鈔票度日。對比之下，在全球擔憂經濟“二次探底”之時，中國充足的財政“彈藥”顯示了威力。

　　當然，強調“國富”的優勢并非意味著財政收入應該最大化。恰恰相反，以目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況而言，8萬億元的財政收入規模已經是過猶不及，已到了分配體制改革的轉折點。事實上，國家財政收入的高與低不應該追求絕對數值，而應看相對數值以及公眾對于財政資金使用的評價。以2008年的數據為例，美國當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9%，日本當年GDP為52900億美元，財政收入8019億美元，所占比重約為15%。中國2008年GDP為33700億美元，財政收入為8837億美元，所占比重約為26%。數字對比可以看出，如果以GDP作為當年全部新增社會財富的話，那么中國行政部門所占的比例要遠遠超過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

　　財政收入比例過高，意味著企業和居民的稅費開支較高；但與此同時，國人所享受到的社會福利水平卻相對落后于發達國家。這一現象必須引起警惕和反省。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必然制約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由于財政收入占據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導致企業和公眾自身財富積累缺少、對抗市場風險的能力不足，所以面對危機就不得不依賴于行政救濟。就此進一步強化了財政收入增長的必要性，遏制市場自身應對危機的能力提升，最終導致市場自救宛若“扶不起的阿斗”，形成惡性循環。

　　事實上，“國富”遠超“民富”的問題近年來一直被社會各界熱議，也早已達成共識，即要實現財政、企業和公眾間的合理分配，削減前者、補貼后二者，實現藏富于民。但討論至今，當下最大問題其實在于執行推進，而絕不應該再因討論而有所遲滯了。

　　從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經驗看，減稅是必要之舉。但是針對企業和公眾的減稅，特別是針對個稅起征點的改革建議，卻止于學界的呼吁而已，很難見到相關部門的積極響應，甚至有官員認為減稅會導致赤字而反對實施。事實上，中央財政可以赤字運行恰恰為減稅讓利提供了制度空間，因為財政可通過發行國債度過轉折期。

　　之前有媒體報道，預計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年內就將出臺。筆者同樣熱盼這一方案盡早出臺，但更期望方案本身能更具可執行性，特別要對既得利益群體采取約束性措施。 (馬紅漫，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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