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追求GDP為己任的地方官員突然轉向，開始大力追求民生，這是何道理？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想必陜西的吳起、神木兩縣的地方官也概莫能外。那我們在高唱民生贊歌的同時，似乎也應該冷靜分析一下民生這個熱點問題。

　　首先，政府加大對民生的投入肯定對當地民眾有利。這個不必細說，套用一句時髦的話：政府加大民生投入，民眾獲得更多、更高標準的福利待遇，那是“報復性”上漲。所謂“報復性”上漲，是相對于長期以來政府對于本地居民社會保障的欠賬來講的。欠賬，主要是因為各項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擠占了民生資金。目前多個地區開始響應中央號召，加大民生投入，提高本地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其次，對當地政府的官員有利。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講，加大民生投入不是創新，是補缺。換句話說，是對之前錯誤的糾正。另一方面，從政績評價標準上講，中央在推動官員績效評估標準的轉變，即用綜合評價標準代替過于單一的經濟指標。地方官員以敏感的政治覺悟和高效的公共政策回應了這種轉變。對于上述兩點，我們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但也不能無原則地一概予以肯定，還要深究其中的制度原因。

　　制度原因的關鍵在于，追求GDP和追求民生，這兩者是基于同樣的制度邏輯。它們恰如兩生花——— 開自同一個枝杈(制度)。如果現在我們認為，過度追求 G D P是有問題的，那么我們有理由對高調追求民生持審慎態度。追求G D P的政績觀，其背后是建設財政的理念，即政府財政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重心。追求民生的政績觀，其背后是民生財政的理念，即政府財政是以加大民生投入為重心之一，向民生傾斜。但二者有本質區別嗎？根本沒有。首先，都是以政府為主導，以政府關注為主要目標。居民當然一直在關注民生問題，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政府官員的目標和政策偏好。其次，民生財政和建設財政一樣，都是非程序性的，決策過程、投入方向和比例，還是政府首長說了算。再次，都會造成政府巨額支出和民眾的加稅負擔。民生和建設一樣，都需要巨額財稅支撐，這種只能通過稅收來解決，加稅成為必然。再次，都是“有困難，找政府”的整體主義邏輯，立法機關還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民眾也完全處于被動狀態，甚至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連基本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都沒有。這就是基本的制度邏輯。但制度并沒有絲毫創新，改變的只是表象。

　　因此，地方政府的民生趨向和追求G D P是一個道理，其制度邏輯，執行人、執行方式完全一樣，不同的僅僅是具體的指標。這樣的民生導向，是與以人為本的根本原則有很大距離的，它會不會和G D P一樣只是一個階段性目標？說得不好聽一點，民生導向只是G D P導向第二。正如神木縣委書記算的賬：“花了 1.5個億，把老百姓看病的問題解決了，老百姓爆發出來生產的熱情，這種生產的積極性，這種巨大的社會合力推動了神木的發展”；他還說要算經濟賬的話，政府實際賺了一大筆錢，“民生建設，如果搞得好，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去運行和推進，也是一個高回報的投資”。 □齊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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