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

　　《人民日報》近期推出宏論，誓言未來一個時期必須解決分配失衡問題。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未來10年是全面小康建設的攻堅10年，也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時期。必須要處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敗等社會反應強烈的問題。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容易讓人民群眾對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產生不信任感。兩位官方學者的觀點隱含著以下價值判斷：第一，處理好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可以真正解決腐敗、壟斷等長期存在的反市場痼疾；第二，在社會穩定意義上，解決收入分配失衡，可以獲取人民群眾對當前經濟制度的擁戴，紓解惡性社會情緒，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此描述，看上去的確很美，這幾乎是一個即將誕生的福利國家的基本藍圖，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民，尤其是那些處在弱勢地位的人民，將為此歡呼，為此雀躍。但一個熟悉市場經濟一般理論的學者，應該在這樣的時候提出基本的懷疑框架，并有必要提醒眾人，千萬不要又一次好心辦了壞事。

　　貧富懸殊是怎樣造成的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當下中國貧富懸殊的收入分配失衡問題，究竟是怎樣造成的？或者我們這樣追問：比比皆是的腐敗，比比皆是的壟斷，到底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我們愿意尊重事實，愿意承認，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論，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拉動，輔之以一定數量的民間競爭，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占國民經濟主體的國有大型企業，已經對強勢壟斷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一批官員在政府主導模式中，尤其是在大型國有企業的壟斷式經營過程中，已經形成了穩定的權力尋租模式。這是中國經濟最為吊詭的地方，在規范的市場經濟體中，壟斷和腐敗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死敵，但在中國則不然。某種意義上，這種怪異的經濟發展現象，直接導致了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分配的畸形。

　　一個收入的級差由此形成，越是靠近權力階層，收入越高，越是遠離權力階層，收入越低，壟斷和腐敗成為收入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此情此景，不僅深深影響了經濟的方法論，也深深影響著民眾的價值觀念與日常生活觀念。一個最明顯的現象是“官本位”的起起落落，上個世紀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中國曾經興盛起強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個全民追捧“官本位”的社會現象業已形成，從大學生擇業的趨向，到企業家商業模式的制定，官僚關系和政府資源完全成為人們的首要選項。

　　沿著這種現象進一步追問，今天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的矛盾，還是政府管理與民眾基本權利之間的矛盾？一個基本的現象是，最近不斷曝光的諸多群體性事件，主要都是針對地方政府的種種管理失誤，最明顯的事件，當屬房屋拆遷，地方政府部門在各種野蠻拆遷事件中扮演了主角，而不是被人們不斷詬病的房地產商。必須承認，這種種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是一個處在初期發展階段不可避開的難題，現在的問題在于，我們不能就此把所有的責任推卸到民眾的仇富心理上面，即使這樣的仇富心理已然成為一種態勢，真正負責任的學者也必須認識到，仇富心理背后，隱含著更加巨大的權利命題，民眾權利的稀缺首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顯然不是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的矛盾，而是政府管理與民眾權利之間的矛盾。

　　必須毫不客氣地指出，面對這種矛盾，中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普遍缺席，普遍失語。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曾經就這種現象做過詳細的田野調查，他認為，在一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社會劃分的主線，并不是把資本家和勞工階層劃分開來的水平線，不是把農民和城市人口劃分開來的水平線，不是處于社會上層，擁有財富、占有企業利潤的企業家，與處在底層、靠微薄的工資生活的人截然對立的界線，就當下來看，社會的劃分方式是一條垂直線，這條線的右邊，是權力階層，他們最大限度地享受著政府提供的一切資源和福利，而這條線的左邊，就是非壟斷經濟的從業者，他們與國家資源無緣，他們的財產權和知情權沒有得到必要的尊重，他們當然無法分享到國家的資源溢價和政府的基本福利。索托很清晰地告訴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還原每個人的權利，成為必須解決的課題。

　　溫州模式的啟示

　　導致錯誤的方法論不可能用來解決錯誤。所以有學者堅定地指出，我們的政府與其現在描述收入均衡藍圖，還不如從小事做起，緩解一下各個城市的城管打壓力度，讓那些試圖養活自己的小商小販有尊嚴，有權利在城市里經商謀生。

　　這一連串的追問，把我們再一次逼到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命題上。感謝市場經濟，在貧富懸殊的一片楚歌之中，中國人還能找到溫州這種貧富差距不那么令人驚悚的例子。

　　我們可以用發生鏈的形態來勾畫一下溫州的經濟特征：

　　個人→企業→政府

　　溫州的經濟驅動力主要在個人，由于個人對市場的判斷，引發出更多的個人市場行為，其中包括企業行為，大量的企業在溫州繁衍，把溫州的經濟總量做大，從而引起溫州政府財力的相對強勢。在溫州，沒有鄉鎮企業、國有企業這樣的概念，全國各大城市都被壟斷的出租車行業在溫州徹底成為個人汽車出租戶，溫州人也不僅僅局限在溫州本地，人們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溫州生意人的影子。因此，溫州的富裕鏈條是，溫州人最富裕，貧富懸殊不明顯，企業因為溫州人的共同富裕而強大，最后才是政府的富裕。

　　溫州富裕現象引發出一個老生常談的追問：政府的作用到底在哪里？

　　事實上，我們解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基于一個簡單的常識：小政府、大社會。斯密早就說過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僅僅是守夜人。問題是，我們今天的經濟形態，表面上界定為“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實際上仍然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經濟、規模經濟，這樣的經濟形態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為如此，整個國家看起來也是一個不正常的經濟發生鏈：

　　國家(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個人

　　國家看起來富裕、強大，但地方政府卻難以為繼，不得不與中央政府進行利益博弈。所有企業依附于政府權力，腐敗大量出現，處在最末端的無權力紐帶的邊緣人群，毫無疑問成為絕對的弱勢群體。一個環節構成一個利益集團，距離政府越近的人，獲取財富的可能性越大，距離政府越遠的人，必然跌入赤貧狀態。一個社會的貧富差別由此形成，并不斷拉大。

　　當我們完成這樣的實證分析，結論就顯得一目了然。充足的市場化競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均衡貧富差距，因此，還原每個人的市場權利，放開市場管制，制約政府官員的尋租空間，才是實現收入均衡的基礎手段。在這樣的基礎沒有夯實之前，單向度提出收入均衡的政策，一方面將降低市場的自由競爭力度，另一方面將可能導致政府官員在過去市場尋租的背景下，平添一道福利尋租。如果這樣的局面形成，舊有的收入失衡將無法修復，新一輪貧富差距又將粉墨登場，整個經濟體將在福利計劃的錯誤中再次陷入反市場的迷狂之中。

　　作者系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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