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特約評論員 葉檀 

　　一個企業家倒下，數名高官被刑。由企業家締造的中國家電營銷帝國仍然存在，而企業家背后所折射的官商結合、權錢交易曝光，前者顯示了中國經濟制度的改良型變遷，而后者則提醒我們，中國商業土壤中的錢權交易劣根性仍未有根本性扭轉。

　　5月18日上午，黃光裕案一審落判。法院認定黃光裕犯有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決定對其三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14年，罰金6億元，沒收財產2億元。

　　對黃光裕罪行的清洗并不等于對官商勾結的土壤的清洗，貪官、行賄的企業家被判刑，也等于中國擁有了法治的商業土壤。我們可以追問，如果黃光裕沒有瘋狂的賭博嗜好，如果黃光裕沒有非法兌換港幣，如果黃光裕有更加強大的政商關系，今天的黃光裕是否風光依舊？答案是沉重的，制度無法改良，結果將是一個黃光裕倒下去，千萬個黃光裕站起來。

　　轉型經濟的企業家背負原罪，他們擴張企業規模的捷徑就是尋找政府官員的幫助，在層層疊疊的制度圍城中，尋找突圍之路。因此，大多數企業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帶，甚至可以說，在轉型期行之有效的制度要靠企業家對于體制的毀滅性創新才能完成。不僅黃光裕如此，柳傳志、宗慶后、趙新先等人無不如此。不同的只是結果，有些突圍成功，而有些不幸者折戟沉沙。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歷史的長河中，一些草根企業家不僅無罪，反而有功。

　　如果說原罪尚可洗脫，人們懷著對制度變遷的善意，還可以對企業家抱有同情之了解，但對于另一重原罪則無法釋懷。

　　黃光裕為了盡快做大企業，成為資本市場的大玩家，在他高明的資本騰挪術背后，有多少投資者被洗劫一空？當他以地產為突破口，主動向行政執法部門的官員、向市場資源的擁有者獻上巨金，黃光裕不僅是制度的犧牲者，更是惡制度創設者中的一員。當黃光裕成為家電商業巨子，挾營銷之王的威力，迫使各個家電企業提供廉價商品，無限度拉長企業賬期時，黃光裕所創造的帝國已經成為家電行業的創造性力量與摧毀性力量的結合體。

　　清洗是必要的，否則倒下的就不是黃光裕而是中國的商業環境，但是，清洗是單向度的，因而也是不全面的。在清洗黃光裕的過程中，我們并沒有看到對同樣惡劣的商業生態進行同樣的清洗。清洗也是有選擇的，清洗了黃光裕之類的資本玩家內幕交易，但更嚴重的制度性利益輸送卻有意無意地被忽視。監管層對大型國企在并購過程中有意無意侵害中小股民利益的行為視而不見，以降低社會成本為借口鼓勵企業無數次地借殼重組，顯示出對市場核心權貴階層的容忍。

　　到目前為止，法律對于民營企業家的清洗集中在淺表的技術層面，我們并不愿意承認制度缺失，更不能認同中國缺乏商業新教倫理。結果就是某個企業家某個貪官的倒下，僅止于特定的企業家、特定的貪官的個人悲劇，而不能進化到制度層面，形成制度生產力。企業家與官員也就不可能形成對法律尊嚴的深度畏懼，反而會更深地滲入官商網絡，以尋求自保之道。如果黃光裕案淪為制度尊嚴的反面樣板，則是中國市場制度的悲劇。

　　在清算黃光裕的過程中，必須伴隨對制度的反思，必須伴隨對官員權力的約束。如果十幾個公章管一頭豬的交易的情況不能改變，所有的市場溢價都可以折算成權力溢價，由貌似企業家者向官員支付。這是中國社會的不可承受之重。

　　黃光裕是否會上訴，黃光裕家人認為判決過重，這些并非黃光裕案的重點。事實上，我們無法厘清黃光裕一審被判十四年，與吳英一審被判死刑之間，邏輯關聯何在，輕重取決于什么。有一點是清楚的，任何建立現代商業社會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清除凌駕于規則之上的特權階層的過程，也是一個企業倫理重新建立的過程。就這個層面出發，不僅黃光裕，所有挾壟斷地位獲取不當溢價的叢林社會的企業家，都有必要在商業社會的建立過程中，付出經濟成本。

　　讓人欣慰的是，國美帝國仍在。把企業家與企業混為一談，以摧毀企業家的方式摧毀企業的野蠻法律，不復存在。 (作者系資深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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