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雙寧

　　對于仍在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有人曾指出它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危機，同時也是文化危機、價值危機、哲學危機。

　　這樣的論斷是否準確，仍可繼續探討，但它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路徑，去思考潛藏于金融這一現代經濟核心背后的深層問題。

　　如果把金融比作一棵大樹，那么，業務是葉，管理是枝，體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經濟社會環境則是它的土壤。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土壤日趨肥沃，中國金融這棵大樹已漸呈葉茂、枝繁、干壯之勢。

　　與此同時，必須正視的是，我國金融業目前總體還處于“初級階段”：管理精細化、經營有序化、發展均衡性、服務正規化都有待提高，軟實力不足，競爭力不強，風險猶存……這促使我們在壯大中國金融的葉枝干的同時，思考中國的金融文化，審視中國的金融之根。

　　如果說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的血肉，文化則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國家如此，金融亦然。業務靠人去發展，制度靠人去執行，體制靠人去設計，人靠文化去影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業之所以發達，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在走向發達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對中國的金融文化，或許可以概括為“利法信義道”五個字。金融企業不諱言以盈利為目的，但利要以法為約束，要以信、義、道為前提。在目標體現為“利”，在行為體現為“法”，在他人體現為“信”，在社會體現為“義”，而在這一切之上，則體現為“道”。

　　“道”是什么？難以盡述。然有三例可供參考。一為正例。有一智伯分馬的故事。某財主兒子有三，馬17匹，臨終囑長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馬的1/2是8匹半，難道要殺一匹分肉乎？三人無奈請來智伯。智伯從自家牽來1匹，計為18匹，長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加起來是17匹，剩下1匹則物歸原主，智伯牽回。此例蘊含多盈之“道”，值得金融企業改革重組借鑒。

　　二為反例。美國作家約瑟夫·赫勒有一著名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故事大意是某空軍飛行員希望退役而不能實現，因為條例規定“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不能飛行，但需要本人提出申請”，而條例同時規定“如本人能提出申請，就證明此人精神正常”。這種陷入死循環的規定，在今天的金融界不可謂不存在，這乃是缺“道”的表現。

　　三為中例。近來流傳一短信，謂“兩美國人商議，甲到中國旅游，用10萬美元兌換68萬人民幣。在中國消費一年，用度為18萬人民幣，回國時希望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到1∶5，再將剩下的50萬人民幣兌回10萬美元。乙則計劃拿10萬美元兌換68萬人民幣，在中國花50萬買一套住房，消費再花18萬，等回去時將房子賣得100萬，換回20萬美元”。對這等如意算盤，我們需要一種“道”的智慧去應對。

　　宏大的中國金融文化體系，自然遠非“利法信義道”五個字所能概括。同為殷制，湯興紂亡；再好的體制，如果人不得力，也難張其利。人與體制和法制的最佳結合，加之“土壤”大勢所助，不失為金融的天時、地利、人和，不失為金融之“道”的某種詮釋，亦不失為中國金融文化的一種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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