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相當于一個公司的財務處說，只向股東上 繳 或 匯 報10%的利潤，這是不可以的。

　　現在把這筆占凈利潤高達95%的錢隱藏起來，逃避監督，這是不可以的。

盛洪 (CFP/圖)

　　在上周四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中央預算中，2010年中央國有資本預算收入和支出這兩張表是首次公開。

　　在今年兩會期間，收入分配不均、房價飆升是公眾最為關心的兩個話題，而這兩個話題都與國有企業息息相關。在宏觀領域的一次分配中，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壟斷行業的蛋糕越做越大，而勞動者工資收入所占的比例則越來越小。而就在兩會剛剛落幕之際，盡享寬松貨幣政策的央企在北京一日制造三個地王。

　　“你要是長子你就要管家！”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一番炮轟國企的話廣為流傳，“你不能占盡政治優勢、資源優勢、市場競爭優勢，但又不擔風險不管家里的窮人�！�

　　占盡各種優勢的中國國企到底有沒有管家？到底有沒有照顧家里的窮人？從這份首次披露的中央國有資本預算收入和支出表中，我們能看出什么？為此，本報專訪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

　　只上繳和公布了央企凈利潤的6%

　　記者：上周四，財政部首度公開了年度的中央國有資本預算收入和支出兩張表，對此您怎么評價？

　　盛洪：值得肯定，有改進，但這個改進過于微小，過于遲緩。本來這不是一個應不應該的問題。國有企業的利潤本來就應該全部或相當一部分上繳國家財政，向全國人民匯報，但這些年一直都沒有做，這是個巨大的錯誤。

　　記者：2009年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范圍的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額9655.6億元，凈利潤7023.5億元，但上繳稅后利潤加股息收入總額才為421億，對這個落差您怎么看？

　　盛洪：421億，只占央企凈利潤的6%左右。為什么只交這么多，好像是財政部和國資委2007年有這樣一個文件，說央企至多上交10%利潤。但從合法性來說，國資委和財政部是沒有權力做這樣的規定。這就相當于一個公司的財務處說，只向股東上繳或匯報10%的利潤，這是不可以的。

　　記者：除了央企利潤上繳國庫的比例很低以外，對這次中央國有資本預算信息的公開程度，您怎么評價？

　　盛洪：公開了一部分利潤，這是好事，但透明度還遠遠不夠。國企即使沒有上繳的利潤，也應該是100%地匯報，應該放在全國人民監督的視野之下，這是毫無疑問的，沒有爭議的。

　　去年央企收了7000多億(凈利潤)，準備怎么花，投資什么項目，應該100%放在人民的監督視野之下�，F在把這筆占凈利潤高達95%的錢隱藏起來，逃避監督，這是不可以的。

　　現在國企絕大部分利潤不上繳的理由之一是企業可以用這筆錢進行再投資，然而再投資是需要股東，或股東授權的專家委員會來批準的，而不是管理層自己決定投資在什么地方。這在治理結構上是錯誤的。

　　大頭利潤留存企業，助國進民退

　　記者：即使在這上繳的420億中，我看到的是只有10個億進入公共財政，其他的都以各種形式回到企業。對這，您怎么看？

　　盛洪：這種行為已經完全顛覆了國有企業的公有性質。過去有長達十幾年不交利潤，現在交利潤了，又極少，這同時也說明股東，或者說全國人民對國有企業是失控的。

　　國有企業一直宣稱對這個國家的財政有巨大貢獻，但現在只有很少一部分利潤進入公共財政。本來國有企業的利潤，或相當一部分利潤應該上繳國庫，但現在絕大部分由管理層決定用途。有相當一部分用于給自己發獎金，用于奢侈的在職消費，還有就是用于企業再投資。

　　國有企業上繳國庫的錢該怎么用，現在是由國資委決定，從理論上講，這也是有問題的。

　　實際上，國有企業不應該一味擴張，國有企業是有邊界的。換句話說，說“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是錯誤的，不能說越大越好。國有企業做到邊界后再往外就進入競爭性領域、商業性領域，而向競爭性或商業性領域再投資，就會出現比如央企地王的現象。

　　允許國有企業管理層自己決定絕大部分利潤的再投資，是幫助他們“國進”，這是一個大錯，是一個憲政錯誤。國有企業應該保持一定的規模，保持一定的范圍，比如限制在提供準公共品或有嚴重市場失靈的產業的范圍，而不應該不斷擴大。

　　記者：國有企業上繳國庫的錢該怎么用，如果不由國資委決定，那該由誰決定？

　　盛洪：因為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的企業，但全國人民不可能直接管，所以委托國務院，國務院又委托國資委管。但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國資委沒有代表全國人民去監督國有企業，而是代表國有企業向全國人民去討價還價。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國資委的立場有問題。

　　可能的改革是，國資委直接隸屬人大，由人大直接問責國資委。政府的國有企業不可能由全國人民來管，國資委也管不過來，也管不好。應該是國資委委托代理，建立比較好的董事會，董事會中應該有一半以上的獨立董事。而且關鍵的是，這些獨立董事擁有否決權。通過這樣的董事會做出投資決定，就能管好每一個企業的投資。而國資委就管這些董事會。

　　這樣的組織架構搭好后，這些再投資的信息都應該匯總到財政這來，讓全國人民都知道。

　　立法才能問責

　　記者：這次財政部雖然公開了中央本級預算，但公眾最為關切的部門預算迄今剛公開了一個，而在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高強就曾表示，今年人大批準的預算，包括部門預算，都應在批準后15天公開。您認為部門預算沒有公開的阻力在哪？既然全國人大常委會預工委的建議都得不到實施，那么要促進部門預算的公開，有效的壓力可能來自哪里？

　　盛洪：高強說這話是作為人大的官員來說的，嚴格來說，沒有法律約束力。如果沒做到，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違背了高強這位人大官員的要求，但并不違法。不違法，懲罰就沒有依據。

　　記者：您期待的是預算法或憲法的修正？

　　盛洪：財政透明應該是憲政原則，因為你是用的是公共資源，必須公布，沒有什么可商量的。所以財政透明原則應該寫入憲法。由于目前憲法是不可訴的，所以還需要一部具體的法律，比如預算法，來具體規定，比如多少多少天之內必須要公布，公布到什么樣的細節，如果公布不了，就要問責等。

　　一個鄉的財政都能公布，為什么一個國不能？

　　記者：現在地方的財政改革已現星星之火。您認為公共財政改革最后的方向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或者兩股力量的結合？

　　盛洪：都有。從中央政府來講，公共財政的改革財政部很積極，做了大量工作。其實作為財政部這樣一個角色，很有動力，因為他是管錢的，不是花錢的，他不是財政不透明的受益者，反而會因為公共資金沒用好而背黑鍋。而國家最高領導層也有動力，希望把國家治理好。

　　地方也有推進。中國是個大國，地方政府非常多，總是會涌現一些優秀人物，他們不僅僅是為了做官，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做事，有很超越的一面，所以地方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財政改革模式，有焦作模式、南海模式等，各地有不同的側重，有地方獨特的經驗。

　　而且，地方做出來了，和中央又有互動，比如巴中白廟鄉一個鄉財政的透明，對中央和其他地方，是一種表率，也產生了壓力：一個鄉都能公布，為什么一個國不能公布？地方的突進，反過來和中央又形成一種互動。（作者 葉同）

　　事實上，中國還是有很多優秀的人在做事，而不是做官。中國有希望也是在這。上一頁1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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